明代中国的室内布置

吴自牧著《梦梁录》，乃缅怀十三世纪杭州全盛时期之怍。据书中所载，南京宋城临安(今杭州)有专为官府或私人举办宴会庆典的专职机构，有“排办局”之设，专为宴会场地布置家具，亦提供家具租赁，诸如桌椅、交椅、桌凳、几案等。这大概是中国典籍中有关类似二十世纪室内设计的最早记载。排办局主理宴会家具的布置，包括编排主家席与客席位置，提供宴会庆典所需一应座椅及装饰陈设等。官民庆典各有不同礼仪，得按规章筹办。

今人对于明代(1368 －1644)室内布置的种种印象，部分是来自当时的绘画，尤其以文士倚榻沉思，或抚琴寄意，或揽卷自娱为题材者，多以陈设珍奇古董的高稚家具作为配列。此外，文土于描述他们优雅生活之诗文中，亦时有当时室内布置的描写。至于各种文学作品的木刻版画插图，有关的描绘就更为生动。晚明时期出版的小说和戏剧，对当时家居的室内布置刻划尤多。既有如此丰富的图像可资参考．我们现今得以探讨十六至十七世纪时期中国室内的家具布置。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种种版画插图既是为了向读者生动地交代故事的场景，亦应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本文作者先后参考了明末清初时期出版刊物的六千多幅木刻版画。作者固知参考材判浩繁，难免挂一漏万；然而室内布置是引人入胜的题材，作者愿与读者分享一些个人心得。本文引用的木刻版面，年代均属十六世纪末叶以至康熙(1662 －1723)以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且皆江南地区的江苏、浙江与安徽等地刊印。凡与木刻版画中描绘家具可以互相对应者，本文尽可能以明代家具实例加以说明。明代戏剧《红拂记》有一幅插图乃描写常见的饮宴场面(图1)。

图中三人围着方桌各坐凳上(图A)，桌上见有一盘菜肴，三人正在饮茶喝酒。凳呈鼓状，似是藤制，并有织锦或织物套垫。占相当画面的是一巨幅山石画屏。居中人物腰间佩剑，所携包袱与伞置于桌底。画屏背后可见不少酒瓶，图中三人似在酒窖侧旁匆匆一聚。

另一饮宴场面则见于万历年间(1 573—1619)刊印之《双鱼记》一书插图(图2)，该插图乃出自书中“拒挑”一回。

画中二人于青楼中饮宴，酒肴置于典型明式家具平头案上，饮宴者则对坐于鼓腿矮凳上(图B)。

饮宴场地似在花园或庭园中，园中见一年长妇人正在规劝少妇。室内墙上挂有乐器。

另一更为隆重的饮宴场合则见于万历年间刊本《千金记》，画中主客分桌而坐，所坐皆椅而非凳(图3)。桌子前面及两侧均围以布幔，椅子均饰有椅套。厅堂正中有一幅高山画屏，屏后置侧案一张，案上置青铜器皿。桌前围幔及椅套亦见于另一大型饮宴场面(图4)。该插图采自晚明时期流行的历史小说《水浒传》，图中梁山泊好汉论资排辈，酒肴列于六张长方桌之上，每桌围坐四至六人，所坐皆椅而非凳。椅子设计尽皆今天所谓官帽椅。盆花成组分置于平台各处。

 

同一书亦有官式宴会的插图，布置远较此图所见为严谨。天子使节坐于宫椅之上，就食于其专用之餐桌；其余座上客，亦即受其招降的粱山好汉，皆挨次就坐于两旁的长桌。所有桌椅皆有套垫。室内中央置有地毡供舞者跳舞娱宾；另有乐工于庭院中奏乐(图5)。

从上述五幅版画可见当时饮宴场所不一而足，从大厅中、酒窖旁、平台上，以至挂有乐器之室内皆宜。餐桌亦各有不同形式：正方形、长方形、矮脚的，以至平头案或长案均可。更值得注意的是，家具似皆为宴会而特意安排，可见当时的家具布置每视乎实际需要及不同场合而灵活变化。倘若是隆重场台合如盛宴，将桌椅套上织锦或织物似是当时的惯例。座椅形式亦分尊卑等级；较尊贵的场合用椅，较随便的场合则用凳(图6)。

或可以阐明上述随意布置家具的有关论点：卧室中央置一架子床， 一人于床帷后歇息，另有一女子流连室中；近处置方桌一张，其上布置二人饭菜，桌旁随意散置几张凳子。 或由于架子床移动不易，明代卧室的布置较为固定，不同于饭厅布置的灵活多变。较常见的卧室布局当如图7所示，此图采自十八世纪无名氏《金瓶梅》一书。

卧室当中置睡床，睡床的周壁以画屏或刺绣围成，顶有华盖，形成室中之室。该等睡床即现今榻之类(图c)，虽则其阔度较一般现存实例为大。

床垫以席或藤制。床侧置座地衣架。矮柜上置式样与现今相同的衣箱(图D)。

离床较远处处有一张大桌，其侧面虽未能显示于画面中．然而几可断言带有抽屉；桌旁有式样简单的圆木凳一张。由于桌上正中有带底座镜子一面，似亦作梳妆用途。桌上一侧有盛食物用的三层手挽盒，另一侧有茶杯与茶壶。图8乃采白明万历年间刊印的元代(1271一l358)戏剧《荆钗记》的插图。图中可见卧室巾的斑竹架子床，床前有长脚踏，一桌拉近床边，上置剪刀及针黹缝纫用具。桌子另一侧有带刺绣或花纹套鼓凳张。此图所见，睡床亦如“室中之室”，但以重重帷幔而非屏风围成。日间倘以帘钩挂起床帷，即床可当椅；如此图所示，则可方便室中人作针黹刺绣。床后置衣架一座，架旁另置桌子一张。桌上有两瓶花并一正在点燃的香炉。除针黹外，卧室内固可进行其他活动。图9乃采明自天启年间(162l －1627)小说《禅真逸史》。图中可见一母亲坐于满挂帷帐的架子床上，旁有产婆为初生婴孩沐浴。床前置长脚踏，另有烘型明式平头案充当床头柜。地上有一香炉，旁有鼓腿木凳一张。产婆所坐的凳子甚为低矮，较一般小木凳为矮，或亦反映其身份低微。床边有一个高竹篮搁在地上，大概是盛载衣物之用。

 

图7的床边亦有类似的竹篮。由于并无类似竹篮保存至今，其真正用途难以稽考。图中卧室似亦用作日常起居的处所，可见有客到访，侍女奉茶。图lO为文士在卧室中款客的情景。从访客坐于椅而非凳上这点，可见其挺受礼遇。床前置火案，应是日间以床作椅之时供伏案之用。四柱架子床亦饰以帷帐。此乃崇祯年间(1628一1643)刊印之戏剧《画中人》之插图。

当时住宅的其他房间似亦可充作卧室之用。明代文士每于二书房之中设置睡床。据1661年刊印的清初戏剧《万锦清音》插图(图12)，可见一文士正卧于罗汉床上，背景是满堆书本卷轴的大书架。

同时期的绘画亦见描绘文士于书房中靠卧罗汉床的情景，仇英(1494--l 552)的《林亭佳趣图》卷即为一例。此类床往往是靠背及扶手低矮的罗汉床(图F)，或是较大张的以席或藤作垫的长凳。

在中国，起居室或客厅以固定的格式来布置家具，以便款接宾客或方便起居生活，或许要到清代才见普遍。对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数以千计的木刻版画细加研究之后，当发现当时家居在进行类似二十一世纪起居生活时，家具的布置总是富于灵活变化。于上述木刻版画所出自的小说中，每有主角一人独坐室中，其余人等只得站着的描写。图13描写的是当时主人奉客的典型场景，采自明万历年间戏剧《红梨记》的插图。整个画面几乎被一巨幅山水画屏所占据，画屏前置两张官帽椅，主客相对而坐。侍从于画屏后趋前为主人与访客奉上茶点。室中别无其他家具，无椅无凳，亦无清代常见置于椅间的茶几。图4中为崇祯年间短篇小说集，《清夜钟》的一幅插图中可见主人接待满堂宾客的情景。宾客对坐于一排三张的椅上，椅皆有套，而在旁的侍从皆捧持贺礼，可见场合相当隆重。居室上首置一巨桌于众人旁边，除此以外别无家具。

 

明代小说《金瓶梅》的一幅插图。则见类似今天客厅的陈设(图15)。

图示薛媒婆带书中主角西门庆至寡妇孟玉楼居所的门楼(接待室)的情景。室壁正中悬挂一幅观音画像，靠墙置一翘头案，案有镂空灵芝纹板脚，此一设计常见于现存优美的明式家具实例(图G)。案上有数瓶花。侧墙置桌一张，桌上有大型的大理石案屏。屏后又挂一卷轴。这些看来都是长期陈没，但是房间中央三张精致的官帽椅(图H)，两张并置，一张斜置，则似属临时添置。

图中亦见两位侍女正在奉上茶点。如此随意放置桌椅的场景，更明显见于图16，《水浒传》的另一插图。

图中可见宋江一身官服坐于高背官帽椅上，椅前有脚踏(图Ⅰ)。他的两旁各置官帽椅一张，但无脚踏．其副将坐于其中之一；三张椅均有织锦或丝套。画面前方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斜放，桌前二人坐于有椅套的官帽椅上。其一可见正在执笔起草公文，以交“飞毛腿”戴宗火速送交敌方。桌上有墨砚并插置各式毛笔的笔筒。柱后可见三弯腿连着地托泥香几，几上置香炉及焚香用具盛器。鉴于画中人物一身官服，座椅皆有织锦或丝套，可见画家认为如此随意的家具陈设最能切合此一隆重的公事场合。

图17则可见画家认为明代官员办公场合的应有陈设，该图采自《金瓶梅》插图。图示西门庆差家丁往相府送礼行贿以求脱罪的情景。图中当眼处为一巨幅山水画屏，屏侧置一高身香几，亦是圆形三弯腿连着地托泥。接着是一官员坐于带锦套攒靠背椅上，椅前有莲花形脚踏．室内近中央处置一带托泥翘头案。侍从正为刚抵达的家丁通传。室中别无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