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式家具及其起源

中国家具发展到明代，在满足人们日常室内行为需要的功能上已趋完备，品种样式更为丰富，出现了与厅堂、卧室、书斋、园林等配套的家具。明代家具以其简朴淳厚、稳重优雅的风姿见重于世。

中国明代后期的社会经济，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世界东西方关系史也揭开了新篇章。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各国探航活动延续了两个多世纪。新航路的发现给欧洲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世界市场的扩大，使流通商品迅速增多，中国的茶、瓷、丝、漆等也成了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相替垄断着东亚市场，从中国输人欧洲的货品数量增长之速度惊人。对于那时的欧洲社会来说，中国是这样奇异古怪而充满着诱惑，它无时不在激发欧洲人的遐想。凡是有关中国内容的刊物、书籍都极为畅销，人们渴望了解和拥有中国货。中国家具在十六世纪时已输人欧洲。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在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曾来到广州，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地描述了广州的街道和商业情况。他说许多的手工艺人都在为出口贸易而工作，出口品丰富多彩，其中就有硬木家具如写字台、桌椅、床等。葡萄牙一度是东西方贸易的霸主。他们从里斯本出发，带上欧洲的工业品，沿途在各地海港进行交易，最后来到中国澳门，“满载金、绢、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木器、漆器以及陶器而返回欧洲”。大量的出口商品由国内各地汇集而来，广州自然成为重要的出口生产地，其中家具业也就相当发达。十七世纪，法国上层社会已大量使用中国家具。宫廷、贵族府邸的财产清单上都有中国家具的记载。据说1689 年法王的长兄发行奖券时，就把中国家具作为奖品之一。可以肯定地说，其时进入欧洲的中国家具是中国传统的型制和装饰手法。欧洲人后来也有仿造的，这从法国特列安农地区早已使用“中国式家具”一语可以得到证明。

十八世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带来了社会生活新风尚。封建统治时期的森严、刻板、呆滞被打破．宗教的束缚松弛了，接着而来的便是在一切人事行为中出现了对轻松、自由、放纵的追求。这就是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流行的“巴罗克”时尚之后，在欧洲进而在美洲社会普遍流行的“罗可可”风。这种时尚源自法国本土，“罗可可”（ Rococo ）源于法语“洛克” ( Rocailie ) ，意指“岩状装饰”或“贝壳装饰”（在西洋美术史上，凡受中国影响的事物通称“洛克”,因为按照他们的观感，中国事物像贝壳彩晕般华丽而又虚幻）。罗可可是一种社会情调，这种情调表现在对纤巧轻俏、闪烁华丽和线条优美的物质喜好中。中国素淡雅丽为瓷器、飘逸轻俏丝光闪漫的绸缎、散发着缕缕芬芳的香茶和舒曼自然的花鸟纹样都正好迎合了这种好尚。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交生活的亲密化，使人们非常注重行为环境即建筑内部的装饰，他们发挥了无穷的想象力和技巧，目的是要营造华丽欢乐的空间。因此，活泼流动的曲线、曲面和不均衡的花鸟图样，使罗可可式的感情得以尽情宣泄。法国人首先从中获取了灵感，打破了过去注重规律和秩序、以几何线条为主的装饰风格，于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曲线趣味旋即风行全欧及其海外属地。当时人们最喜欢装饰圆形和多角形沙龙（客厅）。他们把雕刻、绘画、家具、镜面等都联构起来，产生了无限扩大而又迷离温雅的环境。

柏林的霍亨索伦博物院（原蒙朱彼宫）有一本旧指南书，记载十八世纪所藏的中国文物、饰物、珍品的条目，其中二十四条是“瓷器陈列室，有精雕的紫漆木器”（紫漆木器类中应会有紫檀木制作的中国家具）。奥地利谢布隆宫内的古漆厅和米里奥·吉姆厅是十八世纪罗可可风中中国样装饰的典型。古漆厅内有黑漆描金的山水花鸟画。吉姆厅的墙面全以紫檀木覆盖，其上反复使用金色贝壳和植物纹样作装饰，装饰框内镶嵌着许多画在羊皮纸上的工笔画。此外，在法国香勃隆的路易堡宫，德国慕尼黑旧王宫的镜室、瓷室，西班牙的阿兰赫斯行宫，及至荷兰普通家庭中的瓷柜，都能看到十八世纪西方社会对中国事物的狂热。中国货源源不绝地输人欧陆，如仿黑地描金的瓷盘，“蓝缎金色地绣银线、如瓷器镶银”的绣品，中国“龙样”衣料等。出现了冠以“中国”二字的浴室、舞场、咖啡室，有穿着中国衣饰的侍女，还有中国式水榭、凉亭、屋顶，描述中国的戏剧和文学作品等等。总之，“中国式”、“中国品”在欧陆社会生活中可说无处不在。中华帝国成为西方学术界特殊研究的对象。在十八世纪欧洲经济、文化的大背景前，欧洲人的艺术生活开始“由宫廷到民间，由教会到世俗，由理想化到个性化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人们要求做为室内空间环境要素之一的家具同样也要具有浓厚的罗可可曲线趣味。他们对过去中国家具样式的热情减退了，只有“新经改良的投合欧洲人要求的用具才被普遍使用”。“投合欧洲人要求”的样式就是要同建筑与室内装演一样，有力的自由变化的优雅曲线占上风，这是罗可可时代家具的通行规格。家具在罗可可时尚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想见此种情况对中国家具制造业的刺激程度。为了商业目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是要迎合这种“普遍使用”要求。从此在中国家具制造业中，出现了一支新流派，它是十八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儿。欧洲人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他们罗可可时代的精神依托，并且更希望能从中国得到更多更能完美地表达这种情感的东西，与此同时，华丽的罗可可艺术也有了中国的追慕者。

十八世纪相当于中国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达到全盛期。东西方新航路开辟后，中国对外贸额逐年上升，出口商品绝大部分经由广州出口。尽管中国政府设置了诸多限制，但由于对华贸易获利殊丰，欧美商人仍大批来华。贸易是双向的。输人中国的西方先进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产品奇巧诱人，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西风”东渐所掀起的波澜无异于当年的“东风”西去，连居上位者也变得明推暗就了。从清初开始，钦天监和造办处中一直有西洋教士任职，西洋的玻璃器、珐琅器、挂毯、钟表、玩偶都是王公亲贵争求之物，清宫内也出现了欧式的装饰和家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弘历鉴古图》中，即可看到博雅好古的乾隆帝居室内是中西式家具并用，堆满珍玩的瓶式独脚圆桌就是西洋样式。上行下必效尤，大量的出口和国内日渐增多的需要，使中国传统家具制造业中新出现的洋派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其主产地在广州，所以洋派风格的家具也被称为“广式家具”。这也是人们把广式家具的滥觞追溯至雍乾时代的原因。

狮子玩球竹鸡葡萄大酒柜

中国人制造的洋式家具最早出现在州地区有其必然性。这里所说的“广州”非今天概念的“广州市”。清朝广州城是东省治和府治所在地。民国初年，废府置市，才有现在的“广州市”一名。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在宁波、泉州、广州设市舶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逻、西洋诸国”，永乐元(1403年）又在广州十八甫蚬子涉设立“怀远驿”，专供接待贡使和番商。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倭寇侵扰加剧，明朝政府便废除泉州、宁波两地市舶司，只保留广州市舶司，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清初政局不稳，政府颁布极为严酷的“禁海令”和“迁海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才宣布“开海贸易”，开放广州、泉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港，同年在四地设立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又撤销泉州、宁波、云台山三海关，独留广州关。这种特殊地位是和广州当时相对稳定的政治、发达的社会经济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反过来又造就了广州地区的经济繁荣。

清初，广东地区的商品经济遭受破坏，但随着政局稳定、社会生产力的恢复而重获发展，到乾隆年间达到并已超过明代水平。当时全国运达广州的货物有近百种，世界各国来华商船几乎全都聚集于此，并且效日一直上升。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元年至十八年间（1821—1838年），平均每年增加110 艘，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增长率。粤海关的税收不断增加，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财富与文化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有西方学者认为，欧洲的“罗可可时代，因承受南中国的丰富艺术而趋于成熟”。

在庞大的贸易数额中，广式家具的出口量虽比不上丝、茶、瓷、铁器、蔗糖、土布等，但其绝对量肯定不小。只不过它们并非是外洋不产之物，而又和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未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广式家具的生产的确是一直在不断发展，洋庄货直到清末仍有大宗出口，这可从近年来开始被有心人陆续发现的当时家具制作图照得到证明。目前见到最完整的是《广东五常酸枝家具》图本，此书十六开二百余页，内中收录清代广式家具图样近六百款。从蔡易安先生重新整理过的图样看，品类齐备，洋味十足。另外还见有《万全酸枝家具》残本，印制精美、式样繁多并有英文书名以供顾客特别是外洋客订制的样板图，正是当时广东家具制造业盛况的具体体现。

广式家具的出口量固然是大宗，国内市场也是非常大的。西风东渐，也引起中国人的礼俗变革。据嘉庆年间的《大清一统志·风俗》记载，当时全国各地风俗可分作七区，其中的“东南区”包括江、浙、闽、赣诸省，此中“颇有外夷风俗”； “南方区”包括粤、桂两省，是“西洋影响及杂僮黎苗诸风”。显然粤省受西洋影响更大。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相继与英、法、美、俄、德等国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达到三十四个，西方势力长驱直入，大批商人、移民、教士、游客留居华土。广东还是华侨最多的地区，他们把华夏文化带到居留国，又把域外洋风带回祖国来，中华大地上，西洋景观越来越多。清代中期以后，沿海、沿江的商埠和商贸繁盛的城镇，日益受到西洋的影响，从政治态度、伦理思想、价值观念到服饰、饮食、居住、礼仪、娱乐活动都在潜移默化。生活环境及趣味的“洋化”，自然使得吸收西洋风格发展起来的广式家具产销量更大。清代民居内一般的家具陈设，长案多设于正堂迎面，案前设方桌，左右置太师椅；床安放在卧室一端，左右摆放小长桌；内厅正中，常设罗汉床（炕床），左右放几案、琴桌，亦有的在中心位置设一圆桌和套凳，这样的陈设已经算是中西结合了。过去广东家具行业分为酸枝台枱椅、西式家具、木器家具三类。这样的分类法细究起来并不很合理，一、三类以材质论，二类却以型制论。其实，据蔡易安先生介绍，清代广州城家具商行、作坊分布多依用材；用坤旬为材的集中在珠江南面，用酸枝为材的集中在城南走木街、嚎畔街一带，清末西来初地和新胜街一带也有了许多酸枝家具商行和作坊，成了新的酸枝家具集散地（至今依然），但此地多以内销为主，潦畔街一带仍以出口“洋庄货”为大宗。因此可知酸枝家具是有中西式两种的，为何又独分出“西式家具”一种，是否此类在经营和制作上更为纯粹呢？窃以为西式家具的制作更讲究镂刻，更迎合外洋需求，所以虽“木料工价均昂”，但生意仍“极畅旺”，因而也就分出了“西式家具”类。从《广东五常酸枝家具》全部图本式样和外国学者的评述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情况。英国美术家冈布里奇说：“罗可可所追寻的自由，在于取得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审美效果——一种抽象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只要它仍然局限于装饰艺术，不仅毫无害处，而且能给人许多快感。但从实用角度看，其房间易积尘，难清扫，极易变旧，难以保持美观。”这评论实在最恰当不过了。

但中国人对于这种纯西化的家具并不偏爱，只有那些极传统的形式或者中西混合取其舒适、灵巧、豪华、情调奔放的家具才受中国人欢迎，因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是不易改变的。

广式家具过去有送皇上的贡品，有为王府大吏豪家富室特制的精品，有庶民家宅、会馆、宗祠的普通制作，亦有大量来样订制或已成定制的出口洋庄货。出口并不单对西洋欧美，还有大量的中西式家具销往东南亚。广式家具在中国家具文化史上占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盖因其独有的风格特色。

清代广式家具对中华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强烈承传性，这是主要的，与此同时又有接受、融和及改造西洋文化并带有浓厚的南中国地方文化特色的内涵。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使用的家具，从最墓本的功能上说．应该都是一样的，不外乎是睡卧的床榻，贮物的箱、柜、橱，坐的凳椅，读书、写字、进膳、摆放东西的桌、案、几、架等，只不过因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及社风习俗、工艺技术的差异而呈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特色。清代家具风格多元化并表现出对不同文化的兼容性，这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

有良材巧匠才能成美器。广州因外贸发达，有大量优质硬木材进口，所以家具用材充裕。爱用大材不喜掺杂，当然内中也藏隐着广东人爱夸耀豪富的心理。其实讲求雕饰的家具基本上都是“洋庄货”, “洋庄货”是洋人喜购之物。从《广东五常酸枝家具》图样可以看出，洋庄家具有仿西洋建筑的，此类以衣柜、多宝柜为多；有中式基本型制而施以西洋的手法，此类以床、椅、凳为多；台、桌类多为西式；几类中西式结合为多。这些洋庄货的装饰也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纹样，如云、龙、凤、蝠、狮、鹿、桃、梅、雀、竹、葡萄、葫芦等。这些极尽工巧的雕饰加上洋人喜爱的造型，使一件家具不单可用，还可供欣赏，从中得到精神享受。在十八世纪炽烈起来的“罗可可”旨趣，追求离奇的“意外”，注重鲜明完美的实际“效果”而非含蓄的逻辑性。因此，同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一样，在家具制作上也充分表现出不均衡性、情节性、夸张性以及各种艺术形式的大胆融合，有着如宫殿府邸的遮檐、廊柱、围栏饰的橱柜，拱形的连脚帐，S 形和X 形的腿脚，靠背就像弯曲的葡萄藤，腿脚裙边都雕成宛若生机勃勃的竹子样，能施以刀工的部位都采用高浮雕、通雕、圆雕手法，雕出林间野鹿、花丛小鸟、荷塘景色、美丽的庭院等极富情节的纹样。可以说，这样的家具就如建筑屈从于绘画，雕塑不再要依靠或附属于建筑结构一样，已经不把使用功能放在首位。所以，广式家具中这一分支，也就被人称作“卖花”的。这花卖得确实够工力，如无利器良工，无硬材美料，休想雕刻出缠绕的枝蔓、小小的花果、尖细的叶子、多桠的鹿角、薄薄的龙鳞。这些无处不在的“人为巧饰”, 洋人是作为艺术品来看待的，连只有30 ×20 ×10 厘米大小的壁挂、陈列架也是通体透雕着梅花、葫芦、竹叶。虽然这些家具装饰可能失之纤巧、柔弱且“易积尘，难清扫”，但那只是双刃剑中的另一面了。广式家具中有些品种是别的地区所没有或少见的，如躺椅（或称睡椅）。南方高温时间长，用酸枝或竹制成的躺椅作短时的歇息休闲最舒适，酸枝床和竹床是越睡越凉爽，不粘肌肤，普遍放在客厅中使用，不知是否也是舶来样？因洋人亦有类似样式的家具，不过看得出因气候不同用料有异。清代广东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使得许多妇女能靠自己的劳动取得食用。她们或从事轻巧的手工劳作或帮佣，不悉生计，自不必非倚靠男子不可。这些女子多拜盟结姐妹，谓之入“金兰会”，也有终身不嫁的。这些俗称“自梳女”的女子或独居或二人同居，同居则谓“拜相知”。此风起自顺德，在珠江三角洲一带都有。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广式家具中“姑婆女”（“姑婆”是粤地对终老未嫁女子的称呼）一类家具的生产。这类家具的尺寸要比通常家用的小。因姑婆屋住室小，人口少，家具无须大作。此外，广东境内河汉纵横，珠江水系发达，过去有称为“疍民”的水上居民。疍民以舟为家，捕鱼贩货，渡客采珠。据史料记载，疍民妇女颇有兼妓业者。乾隆年间，各通商大埠妓业日盛，广东最盛的地方是广州。以脂粉为生计的晋舟俗称“花艇”。清人张心泰《粤游小志》 中有如下记述：“艇有两层，谓之横楼。下层嵌玻璃，抢中陈设洋灯洋镜，入夜张灯，遥望如万点明星，照耀江面。”以前潮州还有一种“六篷船”，也是妓船，俞蛟《潮嘉风月记》 中描述此船是：“昂首巨腹而缩尾，首长约身之半，前后五舱，首舱则设屏几席之属，……中舱为款客之所，两旁垂以湘帘，虽宽不能旋马，而明敞若轩庭。前为宴寝之所，几榻衾枕奁具熏笼，红闺推器，无所不俱备。……近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罗绮，卧处横施竹榻，布帷角枕，极其朴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悬名人书画，几上置胆瓶奔鼎，闲倚篷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风味”。可见这些“花艇”虽无法与陆居相比，可也各式家具无不俱备。为适应这样的环境，广式家具中又有专供花艇上陈设使用的品种。

广式家具是中国家具大系中的一个分支，有着强烈的华夏民族文化精神，而在广东海洋经济大背景下，它吸收融和了以西洋文化为主的诸多外表影响，显示出独有的面貌，表现出兼容共并、交相促进的特性。能兼容，就是进步。国粹式的含蓄庄重，半中半西式的新颖奇巧，西洋式的崇尚奢丽，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与不同的审美情趣，都值我们予以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