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身份的红木家具

国人常常把硬质优良木材制成的家具统称为红木家具，可见红木家具的影响之大。在外行人眼中，紫檀、黄花梨甚至包括铁力、鸡翅木等古家具中常用良材与红木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属于体重色深一类，故把这类古家具统称为红木家具也算顺理成章。

其实，红木家具在中国古家具中出现得最晚，硬质木材中，它比黄花梨木等名贵家具至少要迟出现三百年，大约到了清朝中叶，红木家具才登上历史舞台。这没有例外，乾隆以前绝对不可能有红木家具。红木是在紫檀黄花梨木基本告堀罄之后，作为替代品由南洋进口的。它的优缺点明显，国人的喜爱，市场的需求是红木家具急剧发展的主要原因。聪慧的工匠们将红木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缺点反到被长期掩盖，致使我们浑然不觉。

红木是统称，植物学上属豆科，木料剖开后有酸味，较刺鼻。所以，红木在南方又被称为酸枝，这与北方的称谓大相径庭。北方人注重外在的韵美，南方人则强调内在的品格。红木的品种较多，以肉眼几乎无法细分，科学上尚没有办法将红木品种逐个下一定义，细致地分属出来，我们只好沿用老的办法——商业性的分类，这对于研究和收藏尚属行之有效。

红木体重适中，较黄花梨木、鸡翅木重，较紫檀木又轻。红木纹理变幻多样，有纹理近黄花梨而不易区分者，又有色泽近紫檀以假乱真者。因这两种材质历来比红木贵重，所以判断失误往往与此有关。红木硬度较高，性脆，雕刻时易崩茬，不适宜过于精雕细刻。红木雕刻如果过细，不仅易损坏，而且很难打磨细腻．与紫檀的精细雕工有天壤之别。红木性（内应力）大，遇干湿冷热立刻变形，或收缩，或膨胀，幅度大约在1 ％。红木在制做前如没有干燥，用不了多久，就会开裂，其后果不能想象。少数红木还会有弯曲变形现象，几乎无法整治。

在清前期，使用名贵家具已逐渐形成社会时尚，紫檀黄花梨家具又供应不足，大约从清乾嘉之际起，红木走上了名贵家具的舞台，并唱了主角。从此，红木家具一发不可收拾，以自己不失高贵，又可以普及的特殊身份，二百年来占领了中国古典优质木材家具的市场，成为硬木家具的代名词。这取决于数量，红木家具的数量，远远大于黄花梨、紫檀、乌木、铁力、鸡翅木等家具的总和。仅此一点，在国人倡导使用名贵家具用以显示身份和地位上，红木家具功不可没。

清代红木家具

明朝没有红木家具，清朝在雍正以前也绝对不会有红木家具。它的出现最早也不会早于乾隆晚期，而且，当时的数量不会很多。从现在存世的实物来看，能够认定够乾隆朝的红木家具寥寥无几。红木家具的大量生产，大约在清道光朝以后，即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商业繁荣，红木家具作为流行时尚的商品，受到了王公贵族，达官显贵的青睐，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红木家具的出现是在中国古代家具的黄金时代之后，它已没有办法象紫檀家具那样追求宫廷模式，也没有办法沿袭黄花梨家具文人化倾向的老路。康雍乾三朝，史称康乾盛世，能工巧匠们穷思竭虑，已把中国家具的制造推上了工艺和审美的顶峰。实际上，红木家具生不逢时，自明以来，朝野大量使用名贵木材，形成潮流，到了乾隆晚期，良材锐减，以致于乾隆帝本人也亲自过问，并下令限制名贵木材的使用，甚至为此还曾大动肝火。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求替代物成为必然，红木就是在这时被慧眼识珠的商人们选中，粉墨登场。

比起紫檀黄花梨木，红木无疑缺点很多，但它又有一定的兼容度，并将两者巨大的差异缩小，使喜好紫檀凝重沉穆者能够接受，让酷爱黄花梨温文尔雅者也得以宽容。红木相对价廉，进入市场具有强大生命力，满足国人日益高涨的需求的同时，也奠定了其霸主的地位，红木家具因此成为硬木家具的代名词。

红木攒牙板平头案

多年来，我们试图找到明式风范的红木家具．但几乎毫无收获，似乎制做黄花梨家具的工匠与制做红木家具的工匠没有师承关系。红木家具中，纯粹明式的应该说没有，接近明式的偶有出现，但也能看出清式手法。例如攒牙板平头案，造型洗炼．牙板攒插而成，重装饰不重结构，腿为插肩形式，与牙板交待力度不够，将将够上面板大边，没有明式家具插肩榫越用越紧的结构，所以此案中看不中用，不太牢固。这样有明式简洁，无明式合理的清代红木家具并不多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很难保存下来。而另外一张图中的素圈椅，基本上沿用明式．光素不雕，扶手与搭脑圆润舒展，座面的装板形式，与广做和苏做有异，应为京做。这对素圈椅，注意一下膛肚的微妙变化，就可以区分出明式还是清式，这种近似明式做工的红木家具，非常容易让人误认为是黄花梨家具，原因是造型非常迷惑人。

红木变体罗锅枨小画桌

红木两出头扶手椅

清式家具的演变过程也非一朝一夕，它逐渐强调实用性，以期更加适应市场。变体罗锅帐小画桌，采取顶牙做，但在罗锅帐的空挡处又整挖一拐子，清式符号明确，其它仍沿袭老路。两出头扶手椅，此椅造型与明式大同小异，只是壸门装饰曲线繁复，扶手出头，在近终端处有一落差，靠背板后倾角度大，搭脑不出头。这种两出头的椅具不多见，椅面芯板施工手法与苏广京三做有异，产于何地，曾困扰我多时，后发现晋做乡村家具中有与此同出一辙者，才疑窦顿开。研究一下这两件带有明式味道的清式家具，就可以发现其演变过程。明式家具演变成清式家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世风的影响下，家具一个一个地改变“符号”，施工手法随之改变，上百年的历程，使古代家具彻底改头换面，明清两式才大相径庭。

红木攒拐子龙扶手椅

攒拐子龙三屏风式扶手椅是清式椅具的典型代表，靠背与扶手形成围子，与罗汉床类同。搭脑与扶手的存在已不再醒目，变成了组成部分。变化尤其大的是椅子靠背与扶手都没有了倾角，三面垂直平整，这与明式家具中的玫瑰椅多少有一点接近。明末统计，中国人口尚不足一亿，至清中期已达到四亿，这表明康乾盛世政策英明，社会富足，但人口对住房压力明显增加，人口住宅平均占有率下降，这就迫使家具在居室中要考虑占地因素。清式家具明显比明式家具要少占地，尽量采用平直形式，少占空间，比如四面平的顶箱柜，清式扶手椅（俗称太师椅），带屉书桌等等。从明代书画作品中，尤其明末大量的版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人生活方式，居室宽大，家具布局疏朗；而清代的许多记载民俗的家居生活场面，生活空间明显狭窄，家具有堆砌之感，这就是清式家具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清代家具的做工

多年以来，国人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硬木家具的主要产地为苏州、广州两地，尤其黄花梨家具好象除苏州外没有其它地区制做。苏广两做的确为硬木良材最大宗产地，而且声名远播。但其它富裕地区也不会坐等，商业的法则促使中国清代家具的制造业蓬勃发展。除苏广两做外，京做、晋做（山西）、甬做（浙江）、徽做（安徽）、闽做（福建）等都有优秀的作品存世，证明了清代家具生产的普遍性。

红木云石靠背插屏椅

中国古代家具使用的良材大部分需要进口，广州口岸得天独厚，木材贸易的发达促使广州家具制造业也发达。广做家具的特点是用料壮硕，毫不吝借材料，比如板芯，广做家具明显比苏做家具要厚，所以许多保留至今的广做家具面板少有开裂。家具用材上，广做家具讲究四面见锯，翻过身来，少有扒棱现象。“扒棱”是指用材在隐蔽处留有表皮层，在外露的地方显现芯料，从断面上看呈三角形。这是一种省料的办法。广做讲究整板多，拼板少；大料挖缺多，小料拼攒少，这些特点构成了广做家具施工手法，形成了豪华的风格。

苏做家具则与之相反，省料为施工原则，凡苏做家具一定精打细算，能省则省，绝不浪费。扒棱现象在苏做红木家具中，尤其一般家具中比比皆是。芯板一般较薄，所以苏做家具常常在拼接处用龙凤榫，甚至用胶布加固，防止开裂。施工手法上，打洼或起鼓等利用视差显得厚重的手法用得很多，比如常见的苏做红木写字台，腿框常用双打洼或一鼓一洼形式，料虽小却显大些。又比如苏做红木家具中常见腿部正面宽侧面窄，形成扁方材，与广做家具爱用方材不同，苏做这种施工手法，无疑也是为了省料，但又不愿显得穷气，使得正面看时仍显壮硕。云石靠背插屏椅为苏做典型代表。腿部呈扁方，座面芯编藤软屉，而广做家具几乎未见编藤屉的。原因是苏州地区红木原料贵，人工便宜，藤条材料易得，所以苏做家具中能用软屉时都用软屉，棕藤编织，除去舒适，从美观角度也平添一份柔和，与红木形成反差，起了很好的调节作用。此椅靠背用大块云石，仿佛一幅山水画，这也是苏州地区人杰地灵，文化悠久的影响所致。苏做家具明显比广做家具多一分文人气，少一分财主气。圆腿方凳也是苏做家具中较为成功的作品，整个凳子做得圆润得体，克服了红木家具凝重有余，温柔不足的缺点。

红木攒拐子禅椅

红木高浮雕扶手椅

北京为元明清三代都城，达官贵人，巨商富贾云集，硬木家具需求量极大，仅凭苏广地区供应尚无法满足各类人士需求，清朝宫廷内设置木器作坊，调苏广家具制做高手进京．进入大内献艺。当然宫廷家具以紫檀黄花梨木为主，少有红木。但京城显贵们要附庸风雅，苏广两地的能工巧匠们不可能都进入大内，所以京做家具以融苏广两做特点著称，凡长处尽可能利用。攒拐子禅椅属少见品种，应为大户人家订制，尺寸较大，无管脚帐，靠背矮扶手短，式样奇特。这类禅椅原为参禅打坐之用，进深较一般椅子深，如不盘腿坐于椅上，腰则不能靠于椅背。冲出搭脑的靠背板正好顶住腰部，十分舒适。椅子牙板两侧和正面纹饰一样，起阳线拐子，背面则刻阴线拐子．制做手法略有差异，表明设计者的正反意识清晰。禅椅在古代家具中是极小品种，很可能置于大户人家佛堂中，参禅打坐，足见主人心诚。京做红木家具，有部分仿宫廷紫檀做工的，这种追求一方面满足个人虚荣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工匠高超的技巧。北京在皇宫的影响下，尤其王爷府内的家具，无不以追求宫廷风范为尚。高浮雕攒拐子龙纹扶手椅即为京做，集苏广两做手法，尺寸大，用工多，靠背板铲地高浮雕福禄寿纹，背面亦有雕工，使得龙头几近圆雕。牙板浮雕草龙纹，也追紫檀风格。这类京做红木家具，显然带有宫廷做工味道，只有在京城大户人家才可能出现，与一般京做还是存在差异，更接近贡做，即宫廷做工。

红木打洼三弯腿花台

另外一例是打洼三弯腿花台，做工乍一看象苏做。通体深打洼，三弯腿用大料整挖，腿部的装饰均为挖缺做，不拼不粘，与苏做一般手法迥异，尤其束腰托腮的处理，苏做不见。这是闽做，来自福建。以前对这一地区红木家具没有研究，近年由于商人的深入，黄花梨红木等明清家具时有发现大条案、供桌等等。闽做硬木家具的特点是比例高，用料大，有不协调之感。原因可能是福建潮湿，家具高些防潮性能好；还有一个原因，福建沿海或山区民风古朴，笃信佛教，家具用于供奉的多，因而高大。高大才能显得庄重，心灵就能得以安慰。这样的新课题是前人从未注意到的，没有任何研究记载，今天提出，也是说明中国古代家具文化深奥博大，可供研究课题非常之多，每一代研究者都能找到新的研究对象。

关于古代家具的做工问题非常复杂，除去我们浅显了解的苏广京三做以外，各地都有自己的风格。经济发展是家具发展的前提。哪个地区经济发达，家具制做业就随之发达，原因是国人喜好置房，置房后又喜好置家，家庭布置是靠家具烘托气氛的，家庭财富的体现除去房子就是家具，这就是中国古代家具为什么能够显示主人身份的缘由。

当红木家具迅速普及，社会需求骤增的时候，家具的商品化倾向就十分明显了，它无法按晚明黄花梨家具那种文人化倾向生产，充分展现个性，而是尽可能地抹煞个性，增强共性，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广泛地进入市场。这在以文人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是一个难题。每个有文化的人都期望以个人性格引起别人注意和尊重，而不希望大家的审美和情趣雷同。但商人们不能完全顾及这些，他们需要降低成本，谋求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可能。家具制做成本的降低无非三点：一、省料；二、省工；三、批量。省料省工不必多说，批量生产是古人手工业小规模生产迈向大规模生产的必要一步。批量生产家具又必须具备三条：一、标准化。通用部件可以互换，统一尺寸，统一式样。比如扶手椅的靠背与扶手，利用走马锲连接，不仅安装便利，连运输都可降低成本，这就是清式扶手椅迅速代替明式各类椅具的重要原因。二、统一审美。根据市场的一般审美需求，去掉个性化的东西，增强共性化的内容，使任何人都能在较低价格因素前屈就，接受社会因经济强加的审美。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一件个人认为非常美的东西如果大大超出他可以想象的最高价格，他可能马上就会把这种占有欲望变成厌恶。三、商业法则。任何产品进入商业领域，质量和价格是其生命线，一味地便宜而没有质量不行，质量虽高但价格又让人无法接受也不行，在这样的法则下，清代红木家具生产将价格比调整到最佳位置，而富于个性化的审美渐渐在其中被剥夺，以致晚清大部分硬木渐渐成为中国古代家具最无光彩的一章。

红木家具的辨识

红木家具的辨识应该说较容易。首先是式样，红木不管追摹紫檀还是黄花梨，它都不可能与其完全一样。如果理解了紫檀黄花梨家具的精髓，红木家具很难与其相符。红木不如紫檀黄花梨木性稳定，抽涨厉害，气候变化对其影响极大，有时令人不可思议。红木几乎没有人用来做圆形笔筒，原因是无论干燥与否，历经一冬一夏，它准会开裂变形。所以，我们常见的木质笔筒不是黄花梨就是紫檀，绝不会是红木。用红木旋出一个圆形，无论外圆还是内圆，它马上就会弯形，成为椭圆，而紫檀黄花梨木不会。留心一下各类圆形瓶托木座，就会知晓这点。

红木硬度比黄花梨高些，但韧性较差，怕撞击，故老红木家具时有榫头断裂的。在雕刻时，粗犷圆润尚可，过于精细就会发生崩茬断裂。古代工匠深知红木这一特征，不做或少做精细雕工。凡雕工则以圆润为主，扬长避短。

红木的分类比较复杂，因为它比紫檀的分类还要微妙。科学上尚无法做出判断，只是古家具行业内口头分类，而且南北地域存在差异。

老红木是红木家具主流，式样古拙一些的几乎都是老红木，可见它的出现较早，属于红木的前辈。这种老红木色泽油红，纹细清晰，硬度高而光泽好。包浆好的家具，的确有黄花梨的风采，尤其有些局部十分难分辨。观察细部，常常可以看见类似刮净鱼鳞的鱼身的纹理，称之鱼皮纹。而黄花梨木几乎就没有鱼皮纹。如果一件家具上有大面积的鱼皮纹，定是红木无疑。老红木的纹理流畅，纹理间隙较大，棕眼细长。打磨如果到家，年久使用得当，光泽极好，用光可鉴人形容毫不过分。

新红木显然是相对老红木而言，在老红木告罄以后，又有商人将类似品种进口。作为替代品。新红木有红木的基本外观，只是肉眼观之，表面略显粗糙，有永远打磨不细的感觉；再有；新红木颜色较老红木淡些，使得很多人与草花梨常常混淆。新红木的家具式样往往都晚，晚清至民国最多。南方人有称香红木的，应该为讹音，因为凡红木均属豆科，味酸难闻，称之香红木似乎说不通。另外，亦有人写做厢红木的，从字本义上无解，应为杜撰。

还有一种奇特的称谓：白酸枝。白酸枝没有人称之白红木，因为仅名称就非常滑稽，这是南方人的称谓。这类红木色浅，尤其常年失蜡以后。但上蜡受热以后，白酸枝并不白，也会显出红木的英雄本色。故白酸枝只是对老红木的误解，尚构不成一个品种。但近些年又有新进口的红木，颜色的确非常浅淡，称之白酸枝尚算贴切。这类家具，如有人工做旧痕迹，即可以定为赝品。

红木的分类确实是一个又复杂又简单的问题，多年以来，没有人过分追究它。红木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浪漫文学色彩的故事，演绎它当然就会费神费力。历史上，中国古人对优良木材制做的家具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身份与地位，当然还有财富上，而对它的科学属性从不做迫究，因而，红木家具比紫檀家具、黄花梨家具明显具有商业色彩，正是这种商业色彩，使得红木家具风靡了整整二百年。

结论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家具的黄金时代是没有红木家具的，原因是作为原材料的红木当时尚未出现。尽管有社会审美趣味的变化，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展，国力的衰竭，资源的匮乏等诸多社会制约原因，红木家具仍形成时尚潮流。专家们今天以紫檀黄花梨家具为本，鄙视红木家具，尽管这祥，仍无法把红木家具的辉煌成就从历史的长河中抹去。

研究红木家具远比研究紫檀黄花梨家具要复杂得多。首先是木种来源多，用量大，使用时间长；其次是做工手法多样，产地遍及全国；再者有关红木家具的误传颇多，极易混淆思维。

一部中国家具史，红木家具是无法忽略的重要一章，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 清朝后期，几乎霸占了名贵家具的市场，直至民国诞生，红木家具仍是上流社会所必备的陈设，这一点没有例外。商业化的影响，加快了红木家具演变过程，迫使社会重视它，并且变成一种精神。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被国人接受并大力推崇，很快就带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拥有红木家具不单单是财富，还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这一点恐怕是工匠和商人们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