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代家具文化内涵及成因

千百年来家具与人类的起居生活朝夕相处，因此人们在重视家具的实用功能的同时，必然注重和追求家具的观赏性。自从人类产生了最原始的家具以来，家具的制作者即在制作过程中， 把自己的审美情趣注入到家具作品中， 而制作者的审美情趣又脱离不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 所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具作品，都无一例外的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所谓文化，《现代文化词典》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本文所要探讨的明代家具文化，即泛指明代家具所蕴涵和承传的精神财富。由于明代疆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这种状况势必影响到各地的家具制作。后人根据明代家具产地及制作风格的不同， 竟其分为苏作， 广作， 京作，晋作，鲁作等等流派，而诸多方家认为苏作尤其代表性；本文所指明代家具即以苏作为主， 故其观点以偏盖全的弊端在所难免。

学术界所指的明代家具， 主要产生于明代的中后期，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先生称这个时期“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和戏曲的时代”。这个时期《西游记》，《封神榜》，《金瓶梅》，《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宝太监西洋记》等等大量的小说，话本作品纷纷问世；同时涌现出汤显祖，屠隆，徐渭，陈与郊，魏良辅，梁伯龙，陆九畴，郑思笙，戴梅川等等一大批空前绝后的伟大的戏曲家；弗洛伊德认为：“戏剧的目的在于打开我们感情生活中快乐和享受的源泉…，揭开这样的源泉是理性的活动所达不到的。”明代戏剧家的作品所表现的正是理性的突破和个性的彰显。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戏剧家们“拣着文人学士所喜爱的——即他们所喜爱的——题材来写，人物们也大都不出于文士阶级以外， 悲欢离合也只是文人们的悲欢离合，……绝少写什么李逵， 包拯，尉迟恭，郑元和等等民众所熟知的人物”。使这个时期剧场上娱乐观众的剧目，更多的是在演绎着文人们自身的浪漫故事。例如一生蜚闻不断的明代戏剧家屠隆就很会迎合观众的口味，他写戏主张“针线联络，血脉贯通”，“不用隐辟学问，艰深字眼”。 屠隆不仅创造了《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等大量的叫座于京城的剧本，家里还有戏班子，养着一批知名演员，自己也时常串戏演出。明代的戏剧家们写自己， 演自己， 走进了市民阶层的剧场， 推动了文化艺术的普及，传播了剧作家们的文人情操， 对普通市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为明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绘画艺术，在明代中后期发生了突破性的发展和变化，其中对绘画技法影响最大的，当数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文人画。吴门画派的著名画家前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后有文彭，周之冕以及书法家祝枝山等辈，自宣德至嘉靖延续百余年，把文人画推向了历史的鼎盛时期。这一大群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人画画家们，创作过程中注重绘画技法的标新立异，追求作品的所谓“逸气“而看轻画中自然形体的逼真，讲究溢于画作之外的文人气息。如文征明的《琴鹤图》，仇英的《吹萧引凤图》，钱谷的《竹亭对棋图》等等。从文人画的作品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文人画不仅是绘画技法上的革新， 更反映出画家们对于创作激情释放的追求。与此同时明代的版画在宋代雕版技术的基础上得到空前发展，使版画的绘，刻，印水平迅速提高，并将版画大量运用于各类书籍的插图和年画的刊印。如小说《金瓶梅词话》，《西厢记》的插图，剧本《目莲救母劝善戏文》，《元明戏曲叶子》的插图，画册《仇画列女传》，《百咏图谱》，类书《鲁班经匠家镜》的图释，以及各种版本的《农书》插图，和广泛流传的《耕织图》，《寿星图》，等等。在明代书籍的插图，图谱和年画中，有大量篇幅对各类家具的描绘，如《养正图解》，《元本提评西厢记》，《四美记》等等，对于当时家具款式在社会上的流行，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传播作用。

我国的家具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变化以后，之所以能够在明代形成那种特有的深邃的文化底蕴并非偶然，除了如前说述的各种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有大批明代文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直接参与了家具的设计和研究，他们为明代家具发展奉献出丰富的理论著作和大量堪称瑰宝的精美家具实物。在著作方面例如曹明冲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盘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谷应泰的《博物要览》，计成的《园冶》，费元禄的《采馆清课》，戈汕《蝶几图》等等。这些文人对家具研究的论述，其论点论据与类书《鲁班经匠家镜》这类著作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类书是针对家具尺寸，结构，研制的规范，而文人们的论述则是立足于对家具的美学审视。例如屠隆在《考盘余事》中对一件用木料和湘竹制作的榻津津乐道，赞其曰：“置于高斋，可作午睡，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极力提倡家具回归自然的情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当时制作几榻滥用雕饰的现象评价道：“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明代文人直接参与家具设计制作的实例很多， 如现藏于南京博物馆的一件明代黄花梨平头案，在其腿部刻有四言篆书铭文：“材美而坚，工朴而姣，假而为冯，逸我百年。万历己未元月充奄叟识。”现存的明代家具珍品中，有一件原属明代书法家第一人的祝枝山的官帽椅，其背板上镌有这位大书法家的《兰亭集序》中近百字的一段文字，落款为“丙戌十月三十日书，枝山樵人祝允明”，并镌有祝公的两方印章。还有不少关于明代文人酷爱自己的精湛家具的趣闻，如清代人张叔未在《清仪阁杂咏》中，专门详细著录了明代书法家周天球的一件座椅，他写道：“周公瑕坐具，紫檀木，通高三尺二寸，纵一尺三寸，横一尺无寸八分”，在此椅靠背板上有刻诗云：“无事此静坐， 一日如二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及“周公瑕氏”，“止园居士”二印。通过这些论著和实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明代文人们对家具文化的钟情达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这在我国的家具发展史上，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综观明代的历史，其当时社会的许多重大变革，对明代家具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例如明代初期恢复了作为手工业奴隶的人身自由，激发了这些工艺匠人们的智慧；以郑和七下西洋为代表的频繁而又成功的远洋贸易，为家具的制作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木材；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和大批私家园林的兴建，促进了土模工程和家具制作技艺的空前提高等等，类似的诸多社会因素构建了明代家具蓬勃发展的客观环境。随着明代小说，戏剧，绘画等文化艺术在市民阶层中的普及传播，造就了明代家具文化的社会基础。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激发了大批知名文人对家具文化潜心研究的热情，他们为家具文化著书立说并直接参与家具的设计制作，对明代家具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明代家具从理论研究到设计，制作，收藏，摆放，使用，都融入在一种醇厚的文化氛围之中。所以如果单纯从美学的角度去审视明代家具，它反映给我们的最直接，最突出的感受，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书卷气。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明代家具堪称明代文化的置换，它使我们在历史的长河流经了若干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依然能够透过一件件明代家具深刻的感悟明代社会浓郁的文人气息。明代家具文化的形成是明代特定历史环境的特定产物，它既不可能复制， 更无法更生，这正是明代家具的弥足珍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