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屏风

西汉时期，善于谄媚的御史大夫陈万年病卧在床上，喋喋不休地教训他的儿子陈咸，一直唠叨到半夜，“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一句话说得他父亲再也不得做声。这段记载，历史学家注意的是当时上层官僚中谄媚风行的事实，文物工作者却看到了当时床旁安置的屏风。屏风和床、案一样，几乎是当时室内不可缺少的家具。

屏风，顾名思义，即是“可以屏障风也”。可能因古代建筑物结构不如后世严紧，为了挡风，就制造了这种家具。在床后安置的屏风，除了挡风的功能而外，还可供人依靠，又叫做“扆(ｙǐ)”。《释名》：“扆，依也，在后所依倚也。”既然可以依倚，就要求所用的原材料要较为坚实，所以常常是用木板制成的。但是一般用来挡风的屏风，则多以木为骨，蒙上绢帛等丝织品作屏面。虽然在我国古代很早就使用了屏风这种家具，但现在见到的有关实物，较早的例子还是西汉的木屏风，是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北边箱内出土的。这架屏风屏板方整，横长于高，面阔与高之比约为四比五。屏板下安有两个承托的足座，屏面髹漆，黑面朱背，周围绕饰宽宽的菱形彩边。黑色的屏面上，彩画一条盘舞于云气中的神龙，绿身朱鳞，体态矫健（图一)。屏背朱地上满绘浅绿色几何形方连纹，中心穿系一谷纹圆璧。这架屏风尺寸较小，也可能是一件模拟实物的明器。同墓出土的遣册竹简中，有一枚记有“木五菜(彩)画并(屏)风一，长五尺，高三尺”。简文所记的尺寸，有可能是当时一般实用屏风的尺寸，汉尺五尺约合公尺1.2米左右。据文献记载，汉代屏风有高到七尺左右的。比马王堆出土木屏风时代迟得多的模拟品，还有在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木屏风架和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小型陶质屏风。前者是横长方形，仅存边框和足座；后者也是在屏板下面安有两个承托的足座，仅是屏板面狭体高，面阔与高之比约为二与三之比(图二)。看来这种下设足座的直立板屏，也就是后来俗称的“插屏”，是汉代屏风的主要类型。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前室北壁甬道门西侧壁画，绘的是拜谒图，墓主人朱衣端坐床上，背后也是安置着一架黑面朱缘的大立屏，屏板下隐约可见承托的朱红足座（图三)。不过一般人们坐卧的床榻旁边的屏扆，从有关汉代壁画和画像石上的图像来看，都比较矮，平面作曲尺状，用长的一边屏障在床背后，折过来的短的一边障在床的左侧或右侧，其屏板依旧是挺直壁立的。后汉李尤的《屏风铭》，正扼要地道出了当时屏风的特点：“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挡风和屏蔽，是屏风的主要功能。古代建筑，由于用材、技术以及生产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常常是一座建筑而具有多种功能，为了适应起居、会客、宴饮等不同要求改变室内的布局，需要随时将室内的空间按需要重新分割。这种分割，主要是用可以及时设张或撤除的屏风，配合悬于梁枋的帐幔来完成的。因此，屏风在当时不但是家具，同时也是建筑物的一种轻质的活动隔断。此外，坚实端直的木屏风上还可以安装架子和挂置器物，以供坐卧在床榻上的人随时取用。山东安丘的画像石上，刻有一人凭几坐在床上，一手持扇，身后屏风的右侧，安装着一个兵器架子，架上放着四把刀剑（图四）。类似的情况，文献中还记录有一个屏风挂物的突出例证：六朝时人王琨为人鄙吝，在他家里“盐豉姜菜之属并挂屏风，酒浆悉置床下，内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屏风既然是主要的家具，常放在室内明显的位置上，为了增加室内美观，屏板一定要加上必要的装饰。在西汉的宫廷里，曾使用过精美华丽的云母屏风、琉璃屏风、杂玉龟甲屏风，等等。但是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在漆木或绢帛的屏面上彩绘各种图画。传说三国时吴兴人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时，“误落笔点素，因就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至于屏风画的题材，汉魏时多画历史故事，以及贤臣、列女、瑞应之类。据文献记载，西汉宫廷中御座所施屏风，有“画纣踞妲己作长夜之乐”的，也有“图画列女”的。东吴孙亮曾作琉璃屏风，镂作瑞应图一百二十种。这样题材的屏风画，两晋南北朝时依然沿袭着，《邺中记》说石虎作“金银钮屈膝屏风”，高矮可以随意伸缩，最高可达八尺，次则六尺，也可屈缩到四尺，“衣以白缣，画义士、仙人、禽兽之像，赞者皆三十二言”。有关记载虽多，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漆画屏风实物，则是迟至北魏时期的作品，那是1965年冬至1966

年初春在发掘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墓时获得的一架漆屏。这件工艺品的制成年代在北魏太和八年(484年)以前。司马金龙生前曾封琅琊王，官至“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羽真司空冀州刺史”，可证这种华美的漆屏风是当时最高统治集团享用的奢侈品。可惜的是这架漆屏风已经朽毁了，只有五块屏板还比较完整，板高约80厘米。与屏板一起还出土有四件浅灰色细砂石精雕的小柱础，看来是屏风的础座，高约16.5厘米。如把屏板和石础插合成器，看来是一件四尺屏风。整架屏风的形制，可以从它自身上的画面中看出来，原来在屏板的正、背两面都有彩画，朱地上分上下四层，各画一组人物画，并加榜题，人物形象生动，用笔朴素劲健，所画内容是列女图。其中“和帝□后”、“卫灵公”与“灵公夫人”等画面中，都有在一人独坐的床榻后部和左右两侧屏障用的屏风（图五)，这些屏上之屏正是这架漆屏风自身的写照。当时可供一人使用的床榻，一般长约1.2米，宽约0.5—0.6米，出土漆屏木板每块宽约0.2米左右，障住床后约需用六块板拼联，两侧各需三块，合计约为十二块，这又和文献中常讲的“十二牒”相近了。至于屏板与石础安装的方法，没有实物可供参考，但是这种做法的屏风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故宫博物院藏宋画《十八学士图》中恰好画有一架这样的屏风（图六)，可供参考。根据以上分析，也就可以画出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的复原图来（图七)。为了更好地接插屏板，当时有把石础杀掉约1／4角的做法，例如山东济南东魏天平五年(538年)崔令姿墓所获得的四件覆钵式滑石屏风柱础中，有两件就是这样的形制（图八)，可能是用于屏风的后侧两角处的。从司马金龙墓这架制作精美的漆屏风，也可以想见汉魏南北朝时那些贵戚之家使用的精美的屏风的形象。制作这种奢侈的家具，需要花费极多的钱财，所以《盐铁论》里才说“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害亦多矣”！正因为如此，据说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即“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他所使用的“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而当时标榜高雅之士，也大多喜欢简朴的素屏风。曹操曾以素屏风、素凭几赐给毛玠，说“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

谈到素屏风，不禁令人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素屏谣》“木为骨兮纸为面”，说明到了唐代，在造纸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屏风用木骨，纸糊屏面，价格低廉，又轻便实用，是一般人欢迎的普通家具。但是，愿意保持纸屏面素白无饰的人是不多的，一般在纸屏面上也和绢帛屏面一样，施加绘画或题字，以增加室内美观。有关的画史资料里也记有不少名家画的屏风，看来屏风画的主要题材，已经从汉魏时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故事、贤臣、列女等转为世俗欢迎的山水花鸟，装饰色彩更强了。唐代诗词中常有吟咏这样画屏的句子，诸如“金鹅屏风蜀山梦”，“故山多在画屏中”，“画屏金鹧鸪”等等。那种为了说教而设计的“前代君臣事迹”等题材的画面，仅保留在宫廷的屏风上，供皇帝和大臣们引作行为的楷模。除了这种道貌岸然的装门面的货色以外，宫廷勋贵起居宴乐用的屏风，无不力求奢华，正如白诗所说，“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怙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随着建筑物内部空间的加大，各种日用家具相应增高，屏风的高度也有增加，每扇屏扇的宽度也相应加宽。于是，在拼合的方法上，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那样的榫卯已经落伍，大量出现的是用金属的交关相连属，更便于折合，如李贺《屏风曲》所咏施加银交关的六曲屏风。至于唐代屏风的实物，在日本的正仓院里，还保留有可供参考的珍贵标本，如“鸟毛立女屏风”、“鹿草木夹缬屏风”、“鸟木石夹缬屏风”、“橡地象羊木缬屏风”等等，色彩鲜明，别具情趣。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画出了当时官僚家庭中使用的各种家具，这些桌椅床屏形制和陈设，告诉我们自唐末经五代到北宋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的进步，以及社会习俗的改变，日用家具及室内陈设有了新的变革。配合桌椅和大床，屏风的使用也更加普遍。画中有三架大插屏，画家巧妙地利用它们作为分隔画面的屏障，同时也反映着现实生活中屏风的用法。三架屏风形制相同，屏体高大，屏心画有松石花树或山水（图九）。屏面插立在带有抱鼓状的屏座上，这和前述汉代插屏的形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而是开了以后宋元流行的屏风式样的先河。除了大型插屏外，夜宴图中大床的周侧仍附有围屏。

南唐时还有一个关于屏风的故事，一次南唐后主李煜“坐碧落宫，召冯延巳论事，至宫门逡巡不进。后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宫娥着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故不敢径进。使随共行谛视，乃八尺琉璃屏画夷光独立图也，问之董源笔也”。这种在迎门安设屏风的做法，后来一直沿用下来。原来在我国的传统审美观念中，很注重“含蓄”，对建筑物内部，尤其是游玩和宴会的场所，最忌一进门就把里面的事物一览无遗。随着斗栱的进一步发展，建筑物内部空间越来越高大，这一问题更显得突出。因此，就采取了在迎门设置屏风的办法。人们进门后先看到屏风，待到绕过它去才能进一步看清室内陈设情景，这样一掩一扩，更会使来客产生别有洞天之感。同时，把制作精美的屏风迎门陈放，本身也起着装饰作用。

近些年来，曾经发掘了不少宋、金时期一般地主阶级的墓葬，墓中常有以墓主人生前生活为题材的精美壁画或雕砖，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各种家具，其中也不乏屏风的形象。河南禹县白沙发现的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墓里的壁画，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前室的西壁画着墓主人夫妇开芳宴的场面，在隔桌对坐的夫妇二人身后，都安放有一架插屏，屏额和槫柱是蓝色的，拐角处画着黄色的拐角叶，看来是模拟着实物上的铜饰件。屏心淡蓝色，满绘流动的水波纹（图一○)。看来这种一桌二椅对坐，身后安放屏风的室内陈设，可能在当时中小地主家庭中甚为流行。

屏风上画水，也是当时流行的做法。一般人家屏上画水波纹，但俗传水从龙，所以寺观和宫廷的壁画就常用龙水的题材，于是皇帝御座屏扆也采用水龙装饰。据《图画见闻志》，宋仁宗时任从一于“金明池水心殿御座屏扆，画出水金龙，势力遒怪”。又说宋真宗时的荀信，“天禧中尝被旨画会灵观御座扆屏看水龙，妙绝一时，后移入禁中”。金代皇帝仍然沿袭宋习，在御榻后安放龙水大屏风。后来，龙成为封建帝王的象征，所以用龙为主要装饰图案的屏风，一直沿用到清代，直到封建王朝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为止。在故宫博物院里，可以看到皇帝御座后面一般陈设着龙纹屏风。《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中著录一件“紫檀嵌黄杨木雕云龙屏风”，高达3.06米，全宽3.56米，由三扇屏板接成，在紫檀木的屏心上，嵌镶黄杨木雕成的游龙，看去恰似条条金龙在乌云中盘旋飞舞，显得雄伟壮观，代表着封建皇帝的威仪，这也是一件有代表性的清代工艺品。

除了屏风以外，在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围障的用具，就是“步障”，这是专用布帛张围起来的，在庭院、街道，甚至郊野，都可以张用。步障在两晋南北朝时极为流行，据《世说新语》，王恺(君夫)与石崇斗富，“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当时统治阶级奢华荒淫，另一方面也说明步障安放在室外，使用起来比屏风更灵便。六朝墓里经常出土有石质或陶质中间有孔的小础座（图一一），其中有些是插屏风用的，另一些就可能是步障座。至于步障的样子，我们还可以从敦煌莫高窟第445窟盛唐时期的公主剃度图中，看到唐代步障的形象和使用方法。

文章原署名易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