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皮中的“工”与“美”——（中）

2犀皮中之“工”的研究

   犀皮中的“工”即“制作过程”，其是犀皮之“美”得以显现的关键，在此过程中，需要三方面的共同参与，即“技”、“工具”与“艺”，对于“技”而言，其是犀皮之“美”得以“物化”的方式与手段；对于“工具”而言，其是使犀皮之“技”与“美”融入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对于“艺”而言，其是犀皮之“工”与主观群体之“知”同步的见证。

2.1 “工”中之“技”

犀皮作为髹饰工艺的一种，其需实现的是一种“微观肌理”式的“美”，预想实现此种形式，需借助合适之方式与手段，在犀皮的“制作过程”中 ，“打捻”便是最佳的“技”之选择，其既不同于先“堆”后“磨”的“磨显”式“填漆”，亦与以破碎之螺钿沙或石青、石绿、石黄、朱砂等完成“起花”的“菠萝漆”有所分别，据文献的记载（诸如袁荃猷在《谈犀皮漆器》一文中，对“松鳞斑烟袋杆”的做法之详述）与后世传人的详述中可知，“打捻”即在漆未干之时，以拇指将漆推出一个接一个的小尖，从器物的一端推起，直至另一端为止，此种在平整的漆面上“堆花”的过程，即为“打捻”。从老漆工桂茂拷先生的所述中可知，“打捻”之法极为重要，因为其决定着犀皮的最终呈现（包括纹与色），即“打捻”之法有别，最终显现之结果亦不会雷同，由此可见，“打捻”作为实现最终目的的一种“方式”与“手段”，其具有“自由”、“灵活”与“弹性”等特点。

通过上述之言可知，“打捻”作为成就犀皮之“美”的解决方式与手段，其既与实现“一般性”之“手工劳动”的“技”有所分别，又与实现以“机械为主”之创造性活动的“技”迥然有异。对于前者而言，其之“技”诞生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打捻”作为主观群体借以实现美与创造性的方式与手段，其自然与身具“重复性”和“可替代性”（此种“替代性”意指具有“重复性”的“手动劳动”为更高级之“外物”所替代，如机械，该种替代具有“进步性”）之“技”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后者而言，其之“技”的行为与属性在“物化”的过程中已完全转化为“物”之属性（此种之“物”意为就“机械），致使“物”之属性占据“统治地位”，而“打捻”并非如此，其在实践过程中，并未被外物（既“工具”）所控而走向“规范性”、“有限性”与“同质化”之倾向，故其与技术美学下之“技”（即以“机械为主”之“技”）亦判若两物。

综上可见，犀皮中之“打捻”作为“制作过程”（即“工”）中的关键环节，其存在与传承之目的并非是用以抵制机械以实现“手工艺”的回归，而是使主观群体明白本质性的创新应源于“思维方式”的改变，即在物化的过程中，避免实现方式与手段被外物（即工具）所控。

2.2 “工”中之“具”

在犀皮的“工”中，“工具”作为物质基础，其是“技”（即实现方式与手段）与“美”能否合理表达的关键，对于犀皮而言，其内之“工具”主要包括两大类，即“打捻”之工具与“磨显”之工具，在“打捻”之“具”方面，主观群体可借两种他助力予以实现，即“手”与“薄竹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是“打捻”中的必不可少之物，对于前者而言，其是“打捻”产生“殊相化”的关键，以“手”成之的“打捻”具有灵活与多样之特点，“灵活”在于主观群体可随时调节与控制所推之“小尖儿”的方向与位置，使其与自我之所想与实现方式时时吻合，“多样”在于所成之形态（即犀皮的花纹与色彩），主观群体可依据自我之审美，在调节“小尖儿”的过程，使之产生具有殊相化的“纹”与“色”，如明代的犀皮圆盒（图3~图4）与清代的犀皮忽雷，前者之盒以“片云纹”为饰，漆层以红黑相间，偶杂暗绿色，而后者之“饰”则介于“片云”与“松鳞”之间，这不同的“纹”与“色”，便为在“灵活”与“多样”中流露殊相化的见证；对于后者而言，其亦是实现打捻的工具之一，为了效仿人手所推之“小尖儿”的不规则，主观群体将“薄竹片”以烧红的铁条烙之，以得不规则之“齿状”，而后在按照顺序刮其花纹以完成“起花”之过程，可知，在此种“起花”的过程中，主观群体以“薄竹片”将“手”予以解放，但在解放的同时，主观群体之创造性亦出现了机械且类似的趋向，机械在于自然流畅的缺失，类似在于所成之形态的接近，层次少且转屈多角的清代犀皮圆盒即为案例之一（图5~图6）。

    除了“打捻”之工具外，还有“磨显其纹”之工具的存在，在犀皮中，打磨工具既离不开磨石，亦离不开碳粉，工具看似不起眼，但是都是成就最终形态的关键之物，对于磨石而言，其既需粗细“合度”，又需全无杂质，因为杂质的存在会致使主观群体出现“渐灭”^【1】、“搓迹”^【1】与“蔽隐”^【1】之过；对于碳粉而言，其作为“磨显”的工具之一，碳粉需“细”，正如《琴书》中所言的“捣罗为末，细为妙”，另外，碳粉与磨石一样，具不能存有杂质，若在其内掺有杂质，亦会出现“渐灭”、“搓迹”与“蔽隐”之失。

     综上可见，无论是“打捻”之工具，还是“磨显”之工具，均是“制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客观存在。

 2.2 “工”中之“艺”

“艺”为主观群体的心之所想，是其思想与审美在“制作过程”中的表达，犀皮隶属中国艺术家具的工艺之一，故其内之审美自然不会违背中国艺术家具之工艺观的内涵与精髓，在艺术观中，其内之“工”并非只为提供物化的制造过程，还有“设计过程”的同步，犀皮作为工艺观^【2】的践行者之一，亦不会背道而驰。

在犀皮中，“艺”存在于“工”的各个环节，对于“制作过程”而言，其既离不开实现方式与手段（即“技”），亦离不开工具，“艺”作为与“工”同步者，其必然与两者共进退。在实现方式与手段方面，“艺”与其如影随形，“打捻”作为犀皮之“工”中的“技”，其之方式与手段是凸显差异的关键所在，如片云纹、圆花、松鳞等，均为“艺”在不同之“打捻”法下的显现；除了实现方式与手段外，“艺”还与“工具”的选择与使用关系密切，在犀皮的“起花”或“堆花”过程中，除了以“手”打捻外，还可借助“工具”予以完成“打捻”之过程，如利用“薄竹片”实现“起花”或“堆花”（该竹片需以烧红的铁条将其烙成“不规则”的齿状），对于工具而言，其之不同直接影响着“艺”的最终表达，前者之“起花”具有“灵活”与“自由”的特点，故所显（即通体上漆后的“磨显”之纹）之纹如行云流水般婉转流畅，而后者之“起花”与薄竹片的不规则之齿关系甚大，如若移动失误，所显（即通体上漆后的“磨显”之纹）之纹将会内具“棱角”，由此可见，“艺”与“工具”唇齿相依。

    综上可知，犀皮中之“工”不似技术美学下的“制造过程”，其内还离不开“艺”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