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的产生、笔筒的形制、笔筒的发展

笔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现得最晚，大致到了明朝晚期，文人的案头才设置笔筒。这与一般人的想象有些出入。笔筒造型简单，一般口底相若，呈筒形，少有大的变化。比起其他文具，笔筒简单而实用，可在明朝中叶之前，文房用具中却没有笔筒。

笔格为石、玉、铜、瓷、木等材料所制，式样不外乎山形，

或各类演变成有起伏者均被视为笔格，

与笔架式样及功能大同小异，可视为别名

笔床之制，世不多见，有古鎏金者，

长六七寸，高寸二分，

阔二寸余，上可卧笔四矢

需要指出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9年在台湾举办了《宋官窑特展》，并出版了展览图册，其中第62号展品《官窑粉青笔筒》，年代定为北宋。此笔筒紫口铁足，釉面莹润，美丽无比。底足修胎规矩，施酱釉。底部錾有清乾隆皇帝御题七言诗一首：“瓶碗官窑亦恒见，笔筒一握见殊常。宣和书画曾经伴，南渡兵戈幸未亡。火气全消文气蔚，今人如挹古人芳。不安铜胆插花卉，拈笔吟当字字香。”此诗作于乾隆癸卯年，即1783年。这一年乾隆皇帝73岁，他心血来潮作的这首充满打油味道的诗，把这只笔筒定了性，即此笔筒曾为宋徽宗所用，当为北宋之物。其实，这只笔筒最早也不会早于雍正一朝。图册前言中也称：“展品62号笔筒，……依风格来看可能是清朝之物。”如果作者知道宋朝根本没有笔筒，就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官窑粉青笔筒  底

 

以文献记载，笔筒应该是竹木制在前，瓷制在后。朱松邻生活于嘉万时期（编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1522—1620），为嘉定派竹刻始祖，所存真迹罕见，但他对后世影响极大。南京博物院所藏高浮雕竹刻笔筒，老松仙鹤虬劲古拙，定为朱氏仅存真迹。此笔筒作于1571年，为隆庆5年。此为已知最早的带有纪年的笔筒。

《长物志》也称：“（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花梨即黄花梨木，明式家具常用之良材。由此可知，明末竹木笔筒大兴，品种极多。从工艺要求上看，也比瓷制少有限制，任何人均可以因地因材制宜，获取实惠。所以，竹制笔筒各流派争雄斗艳，木制笔筒式样层出不穷。

明末，由于政权不稳，文人厌恶政治，逃避现实，大兴奢侈靡烂之风，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笔筒作为案头文具中最具装饰性的代表，异军突起。文人雅士，无不以获取美器为荣。据《广志绎》载：“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这一时期，文人自制成癖，工匠穷极工巧，许多精美绝伦的笔筒，“几成妖物”，令今人叹为观止。

传世笔筒中，竹木牙等材料制成的笔筒明末很多，可以认定万历年间的亦不在少数，然瓷制笔筒万历年间的几乎不见，唯崇祯一朝大量出现，且精美无比。

清丁观鹏的《是一是二图》中，乾隆皇帝的书斋充满文人雅气，

纵然贵为天子，他对儒雅生活的追求、

对文玩雅器的热爱，与布衣书生并无二致。

中国文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注重个人品味，追求生存格调。这种格调与品味的追求，即使反映在笔筒这么简单的文具上仍然千姿百态。一个小小的笔筒，置于案头，帮助文人叙说他的审美心境，同时，也向后人展示了他们的非凡才华。（自马未都著《明清笔筒》）

马未都

1955年3月22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荣成，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著有小说《今夜月儿圆》。

【来源：马未都《明清笔筒》   编辑：中国红木艺术家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