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安国教授访谈录

他虽年届古稀，身材依然刚直挺拔，精神依然矍铄不倦；一捧潇洒长发编成一根利落小辫干净地放于脑后，全身上下透着儒雅个性的艺术家风范。近50年的美术设计、教学和史论研究工作，成就了今天有着诸如“我国著名的明清家具研究专家和工艺美术学者”、“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原所长、苏州教育学院艺术系教授”、“国家工艺美术专家库成员、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中国家协传统家具委员会高级顾问”等耀人的头衔。尤其在明清家具研究领域，濮安国教授是国内第一个科学定义了“明式家具”概念的学者，又是国内建立起明清苏式家具研究理论体系的唯一人，素有“南濮北王(世襄)”之赞誉。

有幸，他能答应我的这次采访。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位艺术家学者的人格魅力，豁达，有气质，有原则。他在一次又一次地登上中国明清家具研究领域的高端时，总是呼唤需要加快中国民族家具的伟大振兴，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一、明式家具是对漆器家具的创新   

本刊：众所周知，漆器家具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了，到明代中叶，开始出现了硬木家具，这两种家具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发展关系呢？

濮安国：弄清楚硬木家具和漆器家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国家具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它和明式家具概念的形成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漆器家具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到明代以后，漆器家具依旧不断地在发展，一直到清代中晚时期还有漆器家具生产。我在著作中早曾阐说过：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期，漆器家具的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同时又产生了成就显赫的明式家具。但是，明清时期中国家具高峰中的最亮点，那应该是明式家具。因为它代表的是当时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明式家具的出现推动了我国家具历史向又一新的方向发展，最终代替漆器家具而成为中国古代家具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章。

本刊：那么，漆器家具在明式家具的定义和研究上存在着什么样的误区呢？

濮安国：最初，有些研究明式家具的把漆器家具作为明式家具的范畴，有的还认为明式家具包括明代的竹家具；甚至按什么寺观明式家具、宫廷明式家具等进行分类。把明式作为一顶帽子，好像往那一时期的什么家具上都可以戴似的。

明式家具，一般是指在继承宋元家具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由明入清，以优质硬木为主要材料的日常居室家具。它是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家具的一种崭新认识，明式家具的时代性恰恰是在用材、材质、功能上面体现出来的；当然，包括相应的小木作工艺的进步等，以及由此使中国家具形成了一种新的造型、式样和艺术特色。

而漆器家具从明代到清代，它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改变，这在明清家具发展史上是非常清楚的。我在有关的著作中也作过具体的分析，漆器家具、优质硬木家具，漆作工艺与细木作工艺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不同文化趋向和社会观念。明式家具和漆器家具分属于不同类型、不同系列的家具，它们都产生于中国历代家具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漆器家具是产生明式家具的历史源流，而明式家具完全是对漆器家具的一种创新和一次革命。

本刊：明式家具是对漆器家具的一种创新，这个说法很新颖，为什么说明式家具相对于漆器家具来说是那个时代的革命呢？

濮安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材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譬如从石器、到陶器，然后是青铜器，再到漆器、瓷器，都是随着材质的变化推动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人们根据材料的发现、发明、创造，不断地体现出不同时代人们的知识和能力，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利用不同材料的造物是这样，艺术品的创作也是这样，这就是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一种认识程度，人们赖于时代创造出了他们需要的物质产品，运用不同的工艺，赋予不同的功能，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又满足精神方面的需要。所以材料的变化，对于人类的文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对于明式家具的认识，不光要根据时代，而且要找到它的本源，明式家具采用优质硬木，实际上在物质文明史上已是前进了一大步。

漆器家具也是有木作的，在漆器家具里面还发现有花梨木，用它作为木胎，外面做了漆。然而漆木家具时代没有去单纯地展现木材本身，明式家具扬弃了漆的功能，把木材天然的材质和纹理的美加以充分地表现，它是非常科学的。再加上结构、工艺和造型，使家具体现出了中国物质文明的高度，在造物的意义上和智能的发挥上，明式家具达到了世界家具历史上的高峰。我们一直提倡先进文化，明式家具在那个时代绝对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性，是一件令我们中华民族永久值得骄傲的伟大的创造和发明。

二、明式家具与苏式家具之间的辩证关系

本刊：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了中国明清家具的研究，您最先科学定义了明式家具的概念，也是国内第一个建立起明清苏式家具研究理论体系的专家。目前，业内很多人对明式家具和苏式家具的关系还是模糊的，有人将“明式家具”和“苏式家具”划上等号，而您是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濮安国：“明式家具起源于苏州，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明式家具的故乡。”这是我在研究明式家具中的一个重要观点，现在也都认同了这样一个观点，但苏式家具与明式家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自己的对象和范畴。

源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经明代士大夫提倡的明式家具，它的风格特点与后来形成的清式家具绝然不同；清式家具以广式和京式为代表，而长期生产明式家具的苏州地区随后受京式、广式家具的影响，家具也出现新的面貌，产生了很多新品种，如生产文椅，玫瑰椅，圈椅等产品之外，又有了很多的屏背椅，高背椅，什锦椅等新产品，而且呈现出了新的地方特色，故又将苏州地区生产的这些家具称为“苏式家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苏式、京式和广式三大流派，便成为了历史上的清式家具代表，这在我的《明清苏式家具》一书中已有详尽的论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本刊：您多次提到了风格和流派，这在家具中应如何理解？

濮安国：这是个文艺基础理论的问题。首先要对艺术方面的基本常识有些了解，艺术上确实常讲风格和流派的。风格有时代风格和地方风格，甚至还有个人的风格。风格主要指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形成了文艺作品上的共同特征和特色。譬如，明代苏州地区吴门画派，因为历史人文环境相似，思想观念相近，画出来的画有许多共同的东西，相互之间也都有影响，于是形成了一种特点。

家具的风格也是如此，明代硬木家具产生以后，人们大量运用花梨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制造家具，形成了中国家具新颖的造型、式样、特征和特色，产生了一种独持的风格，后人称之谓“明式”家具。

而清代中后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家具又产生了新的特点，形成了“清式”。但不管是明式家具也好，清式家具也好，中国地域如此之大，不同地区生产的家具都受到不同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文化经济的影响，所以在共性下又衍生出不同与区别，就产生了所谓的流派，即不同的地方风格。

本刊：您可否详细地举例说明一下？

濮安国：比方说，苏州地区、广州地区、北京地区的家具，都有四出头扶手椅，北方称“官帽椅”等常见的品种，但是它们在尺度、工艺、用料、造型方面还是有区别的，于是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来。这里有三种不同式样的太师椅实例，就分别代表了苏式、广式和京式三个流派家具的不同风格。

但不能说在哪个地区制造的就是哪种流派的家具，这要以做出来的东西是否符合那个流派的特征来判别。说具体一点，不管苏式、广式还是京式家具，家具除式样外，装饰题材、手法，工艺构造和部件处理都有各自的标准和要求。就拿苏式家具造型更多的是运用线脚、线条，对线的处理则很有讲究，而广作家具比较注意局部的线形，且重外形而多夸张，两地家具直至时今仍是这样。

本刊：那这样说来，业内多数人认为“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制造的硬木家具都可称之为“苏作家具”这一观点一直是错误的，偏颇的，对吗？

濮安国：苏州做的家具就是苏式家具，这一说法十分谬误。苏州工匠也可按广州的家具制造啊！明清时期的明式家具大多是苏州地区制造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明式家具都是的。苏州工匠同样可以做出广式家具，譬如苏州做的广式月饼就不能说是苏式月饼。苏州人做的广州地区的家具仍是广式家具。在这里，先要搞清楚苏式家具与广式、京式的区别。现在有些地区在宣称是“仙作”、“东作”，但大部分仿制的是明清时期的家具，是什么“作”的家具首先要有产品来“说话”，这就需要深入下功夫，有“品牌”产品。三大流派是历史形成的，新的流派尚未形成之前，要去努力创新，积极建树。

清晚期的苏作家具里面就有典型的例子，譬如苏州园林里有一把雕灵芝纹的太师椅，它是典型的清式家具，是苏作家具清末民国以来的代表作品。它不因为是苏式，就一定是明式家具；它是江南地区的厅堂家具，功能性强，时代特征鲜明，就可以用它来说明传统家具中风格和流派关系。

三、明式家具研究问题依然很多

本刊：您已经出版了《中国红木家具》、《明式家具》、《明清家具》、《明清苏式家具》、《明清家具装饰艺术》、《明清家具鉴赏》等一系列专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学术知识，在当代明清家具研究中，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您觉得关于明式家具的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濮安国：现在从事明式家具研究的人不多，从事明式家具学术、理论研究的更少，许多人甚至还停留在“概念”的一知半解的认识层面。明式家具也被称为文人家具，是整个中国文人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一朵奇葩，它的文化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博大精深。如何来深刻地理解这一文化传统，体会其深刻的内涵和精华，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包括历史、文艺、美学等方面的。如几千年来文人文化倡导“简朴”、“素纯”、“典雅”，厌恶“繁褥”、“奢华”、“庸俗”，这是人类文明的哲学，是物欲和精神的辩证法。

尤其是年轻群体要注重自身的修养，我还是那句话，现在很多人把物欲看得太重了，他追求的是物质享受而不是文化提高。包括一些亦讲文化，讲艺术的人，回过头来他还是没有明白明式家具。因为他总把画龙雕凤的家具说成是最美的“艺术家具”，把皇家贵族的家具看成是是最高级的家具，而丝毫感受不到“明式”家具的一丝“文化意蕴”。

我常举明式家具中的“一桌一椅”为例，桌子是指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万历年间苏州制作的花梨木书桌，在腿部刻有一首“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冯(凭)，逸我百年”的四言诗。椅子是“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弟子周公瑕的一件座椅，他在自己使用的这把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刻了一首五言绝句：“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这一桌一椅，使我们真实地体验到了吴地文人在日常使用家具中倾注的精神期待；让我们看到了由他们的旨趣、思想在物化中创造出来的真正的艺术品。

同时，认识明式家具，对它的造型艺术，设计思想，包括它的科学价值，如中国家具的框架结构对人类造物活动的意义和贡献，都需要深入地再研究。我们应该去认识，去继承，去发扬！外国人为什么会用“震撼”这两个字来形容中国明式家具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今天去不断地思考、不停地探索，需要将明式家具的理论作为我国当代家具创新的一个根基。

本刊：最后，作为明清家具研究的资深专家，您对从事明清家具研究工作的年轻后辈和业内家具制造者有何寄语？

濮安国：说到这里，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不想去讲，但是意识到一种责任感，还是应该讲几句。现代很多人在制作红木家具时违背了时代的要求和造物的基本规律，做出来的家具不科学，不人性，不美。很多人不知道我国传统家具中的真善美，只把做家具、买卖家具单纯地当作赚取钱财的手段，不明白家具最重要的是使用者获得的实用价值，不把它看成是文明社会的一种精神活动和民族文化的一种继往开来。我们不要小看了红木家具这样一个传统性的行业，其实反映的是社会的气象、人心的气象和民族的气象。

如今社会竞争激烈，能够沉下心来研究传统家具文化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少，希望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加入到明清家具学术领域的研究中去，并努力创造当今时代需要的红木家具，真正将中国明式家具的文化和艺术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