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家具的轨迹 艺术创新的启示

     世人公认中国的红木家具是东方文化的瑰宝。自从简雅的明式家具与繁丽的清式家具相继成为世界艺术品收藏的热点后，国内对于红木家具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名家高论四起，大书汗牛充栋。只是，不少学者目光聚焦在明清两代，范围局限于宫廷家具，似乎看不见帝制结束以后还有民国这样一段连接当代的历史。事实上，中国家具文化的发展历程并没有因为明清王朝的消逝而中断，接踵而至的是以海派家具为代表的民国家具的兴起。作为明式、清式家具文脉的延展，海派红木家具不仅风靡于20世纪前叶的上海，而且引领了中国家具变革的潮流，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今天，艺术的奇光异彩足以与明清经典相媲美。

    一、海派红木家具的地域文脉

    上海别名为“沪上”，据说沪是一种捕鱼的工具，许多人因此错解，以为开埠之前不远的上海，只是一个海滨的渔村。历史既然那么“短浅”，风光百年的海派红木家具岂不真的成了无根无基的开埠舶来品。其实上海本是一块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沃土，它西引长江，东迎大海，南北邻接素比天堂的苏杭，早在元代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就已经建置县治，隶属江南大邑松江府（即今上海市的松江区）。在明代，苏州和松江两府农耕富饶，工商兴旺，时称“苏松钱赋半天下。”经济的繁荣，仕途的风险，令这一带的达官名士竞相修建私家园林以享受亦仕亦隐的优雅生活。上海县治也是叠山凿水蔚然成风。棋布于城内的众多明代私家园林中，最有名的是豫园、日涉园和露香园。其中曾经任职四川布政使的潘允端在其上海私宅边所建之豫园，占地超出70亩，以至满城有了“徐一角、潘半城”的民谚。“徐一角”所指为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祖居城西徐家汇。又如万历进士陈所蕴在其住家对门所建的日涉园，聘请沪上堆山大匠张南阳总体设计，内有尔雅堂、素竹堂、五老堂、来鹤阁、友石轩、殿春轩、明月亭、桃花洞、啸台等36景点。陈所蕴自己诗云：“会心在林泉，双屐足吾事。”友人和其韵，道是“园林最近家，不妨日一至。”因此得名日涉园。

    众多私家园林与无数华堂豪屋对于室内家具摆设的需求，推动了江南家具业的快速发展，家具的材质、样式和制作工艺随之越来越讲究。明代松江人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一书中对于松江郡治家具变化的状况作过这样愤世嫉俗的记述：“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一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隆、万以来，虽奴隶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据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书名中的“云间”是松江的古称，文中的“隆”指明代隆庆年，“万”指明代万历年。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明代崇祯《松江府志》中：“今家有宴几，有天然几。书桌以花梨、瘿柏、铁力、榆木为之。椅，初有太师及栲栳圈、折叠之制，今制竹木，各异其式，至有用离奇蟠根为座及榻者。”说的都是松江府民间家具不可阻挡的多样化与精致化发展。

     必须指出，明式家具在这个形成过程中，除了得益于建筑业的推动，还得益于邻邑太仓港的热带硬木之输入，更得益于《闲情偶寄》、《长物志》等书倡导的文人画美学的熏陶。太仓港位于松江之东，从元代起就是号称“六国码头”的海运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南洋硬木即在此上岸。明代吴中文人祝枝山曾在这一带向“下洋兵”（即海员）打听过南洋异国的风情，事见《枝山前闻》一书的记录。而中国文人画美学理论发展至明代的集大成者和影响直达有清一代的书画泰斗董其昌，便是又一个松江人。

    中国家具史上独占鳌头的明式家具之源头，既然就在以苏松地区为中心的江南，自然也包括了清末民初孕育出海派红木家具的上海。在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上海城厢小南门甚至出现了家具店肆链接形成的行业一条街。海派红木家具产生之前上海传统家具文化之渊薮，于此可以略见其一斑。

二、海派红木家具的中西基因

    1841年，大清道光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北，次年便与冲撞中国门户的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允许开辟上海为通商口岸。闭关政策宣告结束后，外国的领事官员、教会牧师、工商人士纷纷涌入上海城北划定的租界，西方文化随之渗透到上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涉及城市建筑的风格和日用家具的款式。一般而言，“海派家具”指的就是从上海开埠直到新中国建立的百年间生产、流行于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之形形色色的家具，它们共有的特点，表现为东西方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中西合璧、交融创新的风格。当然，1949年以后，海派红木家具并没有消失，而是长期影响人们的生活，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继续发展，迅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又被称为新海派。

    当年西风东进的急先锋是一位名叫格农（Grone）的洋人，他早早来到上海后，专门在租界为各国商人择地置建屋宇庭园。格农自己在所居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慕尔名路（今茂名北路）相接处建造了一座作为“样板房”的西式大花园，据说园中的奇花异草、楼宇陈设“悉从海外购来”。初由西方来沪者随身带进、继由英国贸易商批量输入的西式白木家具，选用柚木、橡木、胡桃木等材料制成，浓郁的异国情调很快就为洋务官僚、洋行买办所接受。随后新兴的城市中上阶层也开始仿效西方现代生活方式，进一步助长了西式白木家具的流行。国内瞄准这一商机抢先起步的是宁波籍的上海家具商人乐宗葆，他于同治十年（1871年）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创办泰昌木器公司专业产销西式白木家具。光绪十四年（1888年），另一家以修理英商轮船公司船用家具起步的毛全泰木器公司紧随泰昌公司之后，在上海建造厂房更大规模地制造起西式白木家具来，市场利润之可观甚至引起了英国、德国商人赶来上海就地开厂的愿望。从清代末年开始，英国商人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开设起美艺木器装饰有限公司（Art & Crafts），聘请英国设计人员，招用上海技术工人，专事生产西式古典家具。由于美艺公司产品的设计、工艺均属上乘，就此成为民国时期西式白木家具的王牌。

    当时沪上西风劲吹，代表本地固有文化而至此遭受到冲击的上海红木家具业，因款式落后于时代而举步维艰。其中有的从业者一度亦步亦趋地采用传统用材红木为西方的侨民和机构复制西式的家具，名曰“中做西洋家具”。有的尝试制作富含西方元素的广式红木家具，以求缩短与西式风格之间的距离，主要店肆开在英法租界相接的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一带），可见做的还是“洋庄”的生意。但是更多的从业者却在惨淡经营中探索新路子。令他们由实践体会而恍然大悟的，是沪上游乐胜地张园之如此广受市民大众的欢迎，是享有“沪上大观园”美誉的爱俪园之如此深得社会名流的推崇。一俗一雅两处花园建筑与家具陈设的成功，显然缘于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顺应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所产生的中西合璧的风情。

     张园本是前文提及的租界庭园经营者格农所建西式大花园，光绪八年（1882年）由无锡籍的上海人张叔和重金买下，并以一个晚清中国人的眼光加以改造扩充和精心布置，取了一个中式名字“味莼园”，全力迎合上海市民在保留固有文化观念的前提下开眼界、尝洋鲜的心理要求。园中有一栋唤作安垲第的洋楼，虽然风格一派洋气，格局却是仿照中国戏楼模式，内设咖啡西点以饷游人，仿佛后来的“大世界”，结果大得市民青睐，各个阶层均爱称它为张园。时人评说张园的风格“亦中亦西”，其园内家具陈设的中西交融状貌可以想见。爱俪园则是英国犹太人欧司•爱•哈同（Hardoon)为自己和笃信佛教的中国妻子罗迦陵（丽蕤）所兴建的豪华园林，今日延安中路1000号的上海展览馆所在就是其当年的位置。爱俪园于清宣统元年（1907年）落成，占地300亩，景点60余，整体格局中式为主，西式为辅。家具陈设则中西合璧，一如爱俪园之称呼，系取男主人名中之“爱”字与女主人字中之俪字两相合成，又生出“伉俪恩爱”的美意。当时社会名流、政界要人进出如梭，誉称“沪上大观园”。而今花园早已不存，家具陈设也散失殆尽，几年前曾有爱俪园遗物红木大床在上海展览馆的一次古董展上偶露一面，系参照西方大铜床规格，施以东方紫檀木工艺，细细点缀螺钿，一派珠光宝气，令人过目后难忘。

中西合璧式红木家具是上海红木家具业在清末民初顺应历史潮流的实践，其中档的产品流行较广，至今仍可在申城的老家具店看到它们的身影。传统红木家具在海纳百川的变化过程中，至此逐渐显现出海派的雏形。

三、海派红木家具的成长温床

    石库门建筑群是海派红木家具成长的温床。20世纪初叶，伴随十里洋场的迅速都市化，江浙等周边地区的人口和财富不断向上海集中，刺激建筑业走红。布局介于中国四合院和西方联体住宅之间而形制更为紧凑小巧的石库门里弄成片成片地建起，以满足处于膨胀状态的城市中产阶层居住的需要。建筑式样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形成家具革新的动力。石库门内的小康家庭既欣赏西式白木家具的适用，只是嫌派头太小；又留恋传统红木家具的贵重，只是嫌空间不配。这对于工艺根底深厚的上海红木家具业来说无疑寻到了一个建功立业的良机。厂商们于是在海派红木家具雏形的基础上，各显神通地创制时新红木家具，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去迎合石库门住户现代生活的需要。他们借鉴西式白木家具的款式和功能，从西式中做入手，改良与创新并举，用红木打造出既具有西方时尚又保留东方韵致的新款“本庄”红木家具，诸如片子床、大衣柜、五斗橱、梳妆台等等，时称“中西式”。

“中西式”海派红木家具是明清传统家具在上海滩的现代化尝试，因为顺应了城市发展的潮流，所以很快得到以石库门居住群体为主的上海新兴市民的欢迎。于是上海红木家具行业不但元气得以恢复，而且信心倍增地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就连毛全泰和脱离泰昌自立门户的水明昌等原先的西式白木家具厂商也开始兼做起“中西式”红木家具来。于是红木家具店肆很快向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北京路（今北京东路）、四川路（今四川中路）各处蔓延扩展，最盛时数目超过100家。

海派红木家具在风格演进的过程中品种不断改良创新，款式日益精致实用。开业于清同治元年的张万利木器号在上世纪30年代向市场推出新创制的摩登房间红木家具，以其现代、精美、大方而又配套的特色蜚声沪上，成为海派红木家具风格成熟的标志。摩登房间是夹入英文的沪语，意思就是时髦的卧室。石库门住宅的设计偏重向阳的卧室，少有宽大的客厅，养成了上海人家最为讲究卧室家具陈设的习惯。高片、低片组成片子床，床头分置床头柜，三门橱垂挂西装和旗袍，五斗柜折放衬衣和袜子，梳妆台专供太太作美容，房间桌上立花瓶，还可供一家亲人品茶点，朋友围坐搓麻将。摩登房间之所以讨得上海人家的欢心，设计方向的对路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四、海派红木家具的独特风姿

工艺美术理论家朱孝岳先生对于海派红木家具作过精辟的评判：“海派红木家具是传统明式家具与西洋古典家具，主要是巴洛克家具与英国新古典主义家具相结合的产物。”无论是在款式功能上面，还是在材料结构方面，或者在雕刻装饰方面，海派红木家具融合中西文化的“混搭”特征都有充分的表现。

有人据此评说海派红木家具是中式红木家具的西化。这话又对又不对，就看如何理解西化这个词。其实从家具功能的角度看，“中”代表着明清封建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西”则代表了资本主义都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因此中式红木家具功能的西化，本质上乃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前传统红木家具功能的现代化。举例来说，传统的架子床屋内建屋，已经不适用于层高有限的石库门房间，而且架子床上防蚊遮尘的帐幔在城市也属于多余，理所当然要被两侧都能上下的红木片子床取代。又如，传统的衣柜上下分格，只适宜平放中式摺叠服装，无法垂挂时尚的西装、大衣和立体裁剪的旗袍，于是代之以红木三门大橱又成为理所当然，并且在大橱中间门面或边门背上还要镶上进口穿衣镜，以方便男女主人出门之前的整装。凡是现代生活所需之功能，必有相应品种款式的新设计出现，这就是海派红木家具的现代化。故“现代化”之说，比起“西化”两字更确切。

作为海派家具紧跟生活注重创新的佐证，这里提供一份民国时代的文字资料，我们可以从中倾听到海派家具设计师的心声。当年“上海艺星装饰木器打样社”的家具设计师赵勇汉先生，绘制发行了一套摩登家具的图稿，并在图集的前言中写下这样一段“简单话”：“时代的巨轮跟踪着新潮流迈进了，社会上的几百事业，也莫不追随着而变迁、革新，否则便将降入落伍者的一途。尤以吾们时代化的木器业，更非要有超时代的革新，实不足以博现代士女的欢迎！吾们从事木器业的人，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出品式样的重要，可以不言而喻了吧！”这位民国年代海派家具设计师的理念远比今天那些嘲笑创新“不伦不类”、一味以仿古复旧为能事者进步。海派家具得以标新立异、引领潮流的内因，也在当年家具设计师的这一段“简单话”中得到了揭示。

在材料结构方面，海派红木家具相当程度保留了传统红木家具的工艺特色。首先是用材考究，产于印度、泰国热带雨林的老红木，即现今《红木》国标中的红酸枝类交趾黄檀最佳者，是海派红木家具首选的材种。它的深沉坚重虽然一时不为西方人喜欢，却是钟情红木文化的上海市民所偏爱。花梨木又叫香红木，因为孔粗色浅而受到轻视，用得并不多。倒是花梨木的树瘿部剖成的木板，金黄的丝流交织如乱云，常被用来作为精品的镶板，达到装饰的效果。这种做法无疑还是明清的遗风，体现着中国人崇尚天然、天成、天趣的审美观。其次是结构严密，海派红木工艺依然保存着传统的榫卯结构和心板攒边的做法。纯西式家具的面板好用露出端头的实板，却被认为不及攒边工艺的精巧而得不到推广。这类传统工艺的采用使海派红木家具显示出与西方家具各有千秋的风貌，同时也保存了中国传统红木家具固有的高品位，始终得到上流社会的青睐。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后，在红木原材料短缺的情况下，海派红木家具工艺有所改革，发明了在白木内芯之外包镶红木薄板的技术。这样做法同时降低了产品成本，销售面得以扩大，使“好面子”的上海普通家庭也有能力购买而增辉自己的居室。

在造型雕饰方面，倾向折中主义风格的海派红木家具大大简化了清式红木家具过于繁复的雕琢，使材质的自然美得到充分显现。现代大画家傅抱石当年编译过一本《基本工艺图案法》，书中所介绍的“面之分割装饰法”等流行于西方的形式美法则，也在海派家具的雕刻装饰中有灵活的应用。纯粹装饰的线条、点缀性的带状雕刻和角隅纹样的广为使用，使家具大量吸收ART DECO装饰主义新潮建筑的元素，外观变得新异大方而又不失精致。尤其是流行于上世纪30-40年代的海派包镶式红木家具，几乎都是ART DECO装饰主义的载体。有趣的是包镶式家具上出现最多的“果子花”雕刻：洋味十足的大叶纹和中式象征富贵的牡丹花组合成画面主纹，花叶的空间挤满了上海人喜闻乐见的寿桃、葡萄、石榴等具有美好寓意的底纹，最有海派味，至今还在广为应用。特别是到了海派红木家具的成熟期，与民国年代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中国银行大楼等传统复兴建筑的出现同步，在功能现代化的基础上寻求民族装饰形式的复归已然成为许多海派家具设计师的一种艺术的追求，打造出了许多民族性与时代性和谐统一的好作品。

此外，海派红木家具最后一道装饰工艺“揩漆”则是严守传统做法：先用苏木水把经过仔细打磨的产品木色调整为深沉的紫檀色，再反复擦上天然大漆。每擦一次，都要将产品置放到阴房待干，直到20余天后，产品表面莹洁光润如紫玉，方告完工。不喜好深色的西方人终于被精致的东方工艺所折服，特地给海派红木家具取了个BLACK WOOD的专名，珍视的情结一直持续到今天。传统工艺的坚守彰显出海派红木家具在不断演进中始终不变的高雅。

五、海派红木家具的深远影响

    兼容并蓄追求摩登的海派红木家具在上个世纪前半段不但风靡于上海，而且引领中国家具的时尚潮流，实现了传统家具的现代化变革。当年海派红木家具创制的品种款式，至今仍然是中国红木家具生产的主流，并对中国现代白木家具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近代史上接轨世界的一种文明的载体，海派红木家具风格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这块优越外向的土地上经受商业化、现代化洗礼的过程。研究海派红木家具的发展轨迹，很容易找出它的三大海派特点：其一，紧紧跟随生活，敢于标新立异突破传统程式的创新精神；其二，既承接历史又不背历史包袱，海纳百川吸收外来文化为己所用的开放心态；其三，精打细算谋取最佳艺术效果的实利原则。对于正在致力于发展新东方风格的红木家具企业家和设计师来说，这些思想，尤其是勇于为生活创新的精神，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

当代著名的海派中国画大师陈家泠先生说过：“不像东也不像西，海派就是不是东西的东西。”听上去带有自我的调侃，实际却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正是这“不是东西的东西”代表着突破空间、超越前人的方向。让复古者去背后嘟囔“不伦不类”吧，我们回眸海派家具的轨迹，领悟艺术创新的启示，就是要为盛世生活创造新辉煌，我们只管向前走！

（本文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国家级培训班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