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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式家具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

2015-12-17 作者：高峰浏览：1987 来源：《艺术家具》杂志

摘要

中国明式家具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独特的人文环境之中，明代的海禁开放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明式家具生产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人文意识的转变，推进了明代家具的革新；时人崇尚文人生活的爱好和旨趣，孕育产生了明式家具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

我国自明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新文化思想不断传播，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南洋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密切交流，南洋地区的珍宝异木不断输入我国内地，使中国明式家具的产生具有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

中国明式家具产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文环境中，引领了新的时尚美学，它不仅获得了上流士层的推崇，也流行于普通的百姓家庭。当时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家具的重要产区，加上这一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人文环境，至明代中叶起，产生了我国家具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和进步。尤其是这里集聚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官吏富豪，他们崇尚天然古雅，追求人性自由之思想和风气，从根本上体现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情趣。他们在渐渐改变千年传承下来的古老漆木家具的同时，努力倡导新颖的以优质硬木为材料的“细木家具”，尤其对当时南岭少数民族地区出产以及进口的花梨木紫檀木，格外情有独钟，让我们看到了至今依然令人百般推崇的中国家具中的奇葩——明式家具。

1981 年，在江西庐山举办的特种工艺美术学术交流大会上，濮安国教授就这样定义了明式家具：“明式家具，一般是指我国明代与清初生产的，以紫檀木、花梨木、杞梓木和红木等为主要用材的优质硬木家具，因制作年代以明朝为主，故称之为‘明式’”[1]

一明代海禁的开放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明式家具的生产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黄省曾在他的《西洋贡典录》序言中记述了让时人引以为傲的事实，他说：“愚旨读秦汉以来册记诸国，见者颇鲜。至前元号为广拓，而占城、爪哇亦称密迩，迺坚不一屈内款”，“入我圣代，聊数十国，翕然而归拱，可谓盛矣。”还说：“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2] 至明末，周起元在《东西洋考》序中也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 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3]

明代初年对外实施“宣德怀柔”政策，加强了与东亚、南海以及西域的交流。上述史料说明，占城爪哇等数十国翕然而归供，珍奇异宝充舶而归的盛事景象，其中有珍奇的宝珠、林木、禽兽、海产等。同时在民间，封贡国利用朝贡贸易体系与中国建立了商贸往来。[4] 而在明代中后期海禁得到开放后，对外贸易更为频繁。通过私人海外的经贸行商，进一步推动了明代中叶以后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从而使大城市日益繁华，市镇迅速兴起，尤其是江南地区，迅速成为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新兴的商贸中心。

如明代时期的厦门湾，是对外贸易的热点地区，宣德年间，厦门湾的月港当地已开始出现走私贸易，明代嘉靖年间刊行的《漳平县志》记载云：“以东南溪河由月港溯回而来者，曰有番货……”。同期刊行的《龙溪县志》记载了当时的盛况，说此处“两涯商贾辐辏，一大镇也”；隆庆元年，明朝在月港建立海澄县；万历年间，这里已是“货物亿万计”，来自海外的商品在海澄县堆积如山。[5] 明末崇祯年间刊行的《海澄县志》记载，明代福建进口的海外商品有：“花梨木、乌楠木、苏木”等等。在上述史料中，还专门记述了来自吴越的商人，所谓“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故当地人说：“追惟盛时，八九之都，家习礼乐。市富珍珠，越言吴语，管沸弦鸣。”[6] 于是乾隆年刊行的《海澄县志》中又有这样的记载，说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年间，“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7]

由此可见，开放海禁后，南洋各地盛产的各种奇珍异木不断输入我国，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开放，直接促进了明代中叶后的家具生产。进口木材的贸易带动了中国本地木材的开发，凭借着充足的优质木材，我国传统家具制造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吴地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家具制造业早已十分发达，小木作工艺尤为精湛。优质的天然材料，加上人杰地灵的人文环境，所制美器，与江南的湖泊溪水相映辉，同杨柳翠竹相契合，使明式家具的艺术魅力在几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令人赞不绝口、钦佩尤加。

二人文意识的转变推进了明式家具的革新

对外开放和花梨木、紫檀木等优质硬木进入我国的时期，也正是明代社会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和新观念迅速成长的年代，是人文意识开始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一方面，封建文化进入沉暮时期；另一方面，明清时期又是资本主义文明启蒙运动的开始，此时中国出现新文化精神与旧文化传统并存并与之反复较量，明代中期以来社会酝酿着重大的变革。许多具有近代民主进步思想的思想家，或成为儒学的异端，或者以儒学的正宗面目出现。[8] 当时在市民文艺中表现出了日趋世俗的现实主义，而上流阶层则出现反抗伪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辅相成，从明嘉靖一直到清乾隆时期，国人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思想等方面都出现了波澜起伏的新潮，文化与思想的进步，人们对物质以及精神等方面的观念和要求产生了深刻的改变。

与此同时，有着几千年深厚传统基础的我国手工制作技艺也由此出现了转机。由于受到了新文化思想的影响，明以前始终被推崇的传统漆器家具，这时也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通过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的营造，加上文人生活的主张与倡导，这一时期新颖的明式家具以其独特的形式和面貌很快登上历史舞台，彻底展现出了新文化观念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三时人崇尚文人生活的爱好和旨趣，孕育产生了明式家具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空前繁荣的江南经济，波澜壮阔的文化气象，文人们的生活在崇尚奢华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体现出其自身固有的文化品质和审美观念，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在精神文化的浸润中也折射出了时代的光辉。

自明中至明末的一个多世纪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雅士与苏州当地的文人一起，热衷于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设计和兴建私家园林，享受生活。据统计，仅当时苏州一地建园就达270 多处，他们竭力将自然和艺术融合于一体，精心打造一个自我的“山水”乐地，着意在诗情画意般的风雅居室中抒发情怀，寻求获得一种理想境界。( 图1 ～ 2）

图1《真赏斋图卷》文徵明 [ 明] 上海博物馆

图2《落霞孤鸟图轴》唐寅 [ 明] 上海博物馆

大批园林的兴建，直接促进了苏州地区明式家具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园林内的厅堂、斋馆、楼阁、别院等，对于园主们来说，皆求各得其所，不同的功能要求都需配置相应的家具和陈设，故这些家具的品种和类别，造型和式样，用材和工艺等，都由他们亲自创意和设计，明式家具恰好迎合了文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他们摆放上自己喜欢的家具，以三五种类不等，其中有画桌、圈椅、书柜等，在书房中还往往配有壁桌、花几、绣墩，但各色家具均以便为宜，以简为美，以赏心悦目为贵，充分体现了文人的爱好和气息，成为他们喜爱的“长物”。故明人文震亨 (1585 ～ 1645 年)《长物志》序中说，“室庐有制，贵其爽而倩、古而洁也；花木、水石、禽鱼有经，贵其秀而远、宜而趣也；书画有目，贵其奇而逸、隽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9] 建造园林，以求享受天趣自然之怡。文人希望隐逸在琴棋书画、燕乐吟唱的“城市山林”般的生活之中，在休闲的环境里谈古论今，鉴赏书画，陈设三代铜器，或饮食，或小憩，感受十分舒适惬意的人生。

中国古人向来自视为宇宙秩序的一分子，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重伦理，求和谐，讲究自身的人文素养。明代末年在反对虚伪矫饰和崇尚本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适应于追求身心自然和谐的苏州园林的环境中，文人士大夫以其传统文化观念和时尚美学对中国明式家具实施审美影响，推陈出新，在中国家具发展中引领了优美、清新、自然和谐的文化理念。从许多流传至今的明式家具实物来看，它们与文人的清雅生活和超凡脱俗的环境相得益彰。明式家具自在我国诞生之日起，便与富有实用及浪漫的生活情趣联系在一起，渐渐展现了它独特的文化意蕴和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家具文化现象，并成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珍贵遗产（图3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