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木怡情——明式家具审美丛谈之二：精神素描（上）

明式家具的创作活动与审美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关，与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取向互为表里。明清文人风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人性格特征的主要方面，文人与工匠合作，通过木材创造出明式家具这一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巅峰。对明式家具的审美论述，既要放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背景中去考量，又必须联系积极参与明式家具创作活动的士大夫阶层及其文人艺术情趣和人格取向来观察。

1 充满戾气的社会氛围导致了知识分子独特的奇崛个性

“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这是高攀龙投水自沉之际留下的遗书，这份墨迹现在在东林书院还能见到。在这份墨迹淋漓的遗书中，让人感到那个时代文人十分独特的奇崛个性，这是知识分子为维护道统而与治统产生的抗争。

知识分子的倔强表现，其实在明初方孝孺那里就已体现得十分突出，但在明末表现得尤为强烈和普遍。当时，朝廷大臣受到廷杖惩罚的不在少数，以至于身体的残疾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整个朝廷充满了暴力的色彩，而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知识分子骨气的角度来讲，九死不悔的坚贞之节，青史留名，千古景仰；从明朝亡于党争的角度来看，千古兴亡，难以评说，但当时的文化生态出现了十分诡谲的意味，这种充满戾气的社会氛围，使明代知识分子拥有了十分独特的人格特征：这其中既有“抗争——自虐”的戾气，同时也充满了愤然逃禅、佯狂出世的“戾气”。

这种“戾气”弥漫在整个朝野中，从整天“罢工”的皇帝——做木工的熹宗皇帝，到“为天地立心”而甘受廷杖以至于身心畸零的臣子；从海瑞的精神性自虐、东林党人的在野讻讻、张献忠游击杀掠的疯狂，到儿谈庄禅婢谈兵的社会风习，这种不和谐的杂音时常冲破历史的重重帷幕，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涌动着的不安与焦躁。

但让人惊讶的是，就在这种酷烈的社会背景中，香粉灯影、扇底风流也在这历史帷幕后闪出，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主色调。在这种色彩中，冒辟疆、侯方域等那段风流倜傥的金粉旖旎，似乎演绎了一个近乎世界末日的狂欢。与此同时，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感伤情绪，文人士大夫在生活的细节中寻找安慰，在安慰中又倍感痛失，也使这个时期充满了末世的颓唐。

2 “狂禅派”思潮揭示了文人矛盾又统一的性格特征

明代末年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最有特色的一个群体。正是这个群体，鼓荡起一股强劲的晚明文化思潮，为两千年封建文明抹上了绚烂的一笔。其中，“狂禅派”文化思潮应该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心灵的一次解放，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人扭曲的心灵世界的一种展示，对后代文人人格的影响十分深远。

所谓“狂禅派”，是王阳明“心学”的一条支流。王阳明的“心学”打破了宋代儒学繁复的思想方法和看似包罗万象但又支离破碎的架构体系，直指本心，提出“夫学贵得之心”（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的学说。王阳明学说中“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观点，强调了“心的作用”，处处可以看出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式，为“狂禅派”开了方便之门。关于“狂禅派”的学术理论，我们在这里不做详述，但它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容低估。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认为：“这种狂禅潮流影响一般文人，如公安竟陵派以至于明清间许多名士才子，都走这一路……他们都尊重个性，喜欢狂放，带浪漫色彩。”“狂禅派”的出现，使得中国传统文人的个性特征更具有时代的色彩。

这样的文化思潮，使得明代晚期出现了一次人性的解放运动，旧有的道德整肃和民俗淳朴被一种新的社会风气所替代，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的享乐主义开始弥漫开来。正是由“心”而最终到“身”的解放，使得崇尚新奇、追求刺激、纵情娱乐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也是首倡其道，他们内心对自由的那份渴望已经喷薄欲出。他们或以类于梵高的精神性狂躁，或以林黛玉似的伤感，开辟了中国文人在艺术中追求自由的新天地。

其中，以狂躁称奇的典型的是徐文长。袁宏道《徐文长传》中这样描述他：“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徐文长甚至把长长的铁钉钉入自己的耳中来治疗自己的疾病，表现出超乎常情的“奇诡”来。这种违背世情常态的“奇”是对中国儒学讲求的“平和中正”的一次反动，为思想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为近世绘画打开了大门。

在狂与奇的行为方式中，除了与磊砢不平之气相呼应的愤懑和狂躁外，也有着一丝惋伤和悲凉。唐寅在他的桃花坞，写下了许多《落花诗》。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而黛玉葬花的原型，便是这位吴中才子。对此，骆玉明先生有过考证，证明当时唐寅葬花的行为广为流传，为后来的曹雪芹所知，最后被改造进入了《红楼梦》。

唐寅的葬花代表了这个时期感伤的基调，这种基调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普遍。李泽厚先生在对中国美学发展史的研究中认为，这一时期可以称作“感伤文学”时期。这种感伤，即是中国由《离骚》而来的痛感文化的延续，也是封建社会在明清达到极度成熟而产生的一种情绪，更是生命自由呐喊的一种表征。

于是乎，在晚明时期，中国文人出现了矛盾又统一的性格特征：良好的儒学修养使他们始终抱着积极入世的姿态，但现实的残酷又让他们追求田园牧歌的理想不断破灭；他们以佛道释儒，以“狂禅”的方式穿梭于出世的通道；他们推究于儒学的肌理，又遵从自身性灵的召唤；他们有时孤傲冷艳，行为偏执，以奇傲世，但有时又沉醉温柔乡，娱情享乐；他们抹不去明珠乱抛、萧瑟此生的伤感，既不能忘情于魏阙，又悠游于山林。

明代中期开始形成的这种文人个性，使得魏晋南朝文人的风骨、宋元时期的文人风尚得到了承续性的发展，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明清文人风流。这样的人格特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人性格特征的主要方面。同时，本文所提到的文人，往往具有这个突出的特点。

3 世风变幻塑造了文人寄情于艺术创作的清高孤傲品格

明季之后，世风变幻，“心学”一变为“朴学”，晚明之际的奢靡狂放之风得到了修正，但康、雍、乾数朝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和科场案，对文人学士的残忍迫害，无疑使广大知识分子不寒而栗。在朝的旦不保夕，在野的落魄失意，文人性格中积淀着的那种“习气”往往也表现得十分充分。这种“习气”，我们现在常常用一个十分简略的名词来形容：清高孤傲。

清高孤傲的文人学士总要去寻找寄托自己情感、消磨时光、展示才华的途径。他们或在山林草野中“隐逸”，或在老庄禅学中求取心理平衡，或在平民社会中卖艺求生。明清时期不少文人墨客如徐渭、唐寅、祝枝山、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常常混迹于市井之中，来往于山水之间。郑板桥一朝为官七品，到头来也是解职归里，落到“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的地步。现在市场上一幅画卖上百万元的大画家恽南田，一生不应科举，卖画为生数十年贫贱如故，六十多岁在寒舍中离世，其子办不起丧事，还得靠友人王石谷帮助落葬。明清文人虽然有不少穷途末路，潦倒落魄，但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从而抒发满腔郁郁寡欢之怒，聊写胸中寂寥不平之气。

明清时期的一些文人这种退让、避世的态度，这种愤世嫉俗的孤傲品格，当然也不是其独有，但是它确实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显著特点。恰恰就是这种特点，使得文人墨客将自己的才华和人文情趣借助于工匠之手、借助于华木，充分呈现其艺术生命的价值，展露其清高超逸的思想品格。他们清高的品格、满腔的哀婉、闲适的情致、人生的理想都倾泻在他们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中。

当然，明清时期文人之清高品格还不仅表现为哀婉、愤懑的心境，也反映在远离俗世的庄禅思想之中。而庄禅思想对明式家具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所构成的高品逸气对明式家具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虚”、“静”、“明”的审美情趣上。这种非同一般的感情快乐和理性愉悦是强调人的“心斋”所能得到的“天乐”，正如《庄子》所云：“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这就是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审美态度，也使明清文人的清高品格得到升华，使明清文人在明式家具的创意设计、创作实践中充分展现出“空灵、简明”、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从而使明式家具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成为世人仰慕的“妙品”、“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