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红木家具演进轨迹之随想

中国红木家具曾经生机勃发，数度创造历史的辉煌。

中国红木家具开始耽于仿古，正在凸现背时的老态。

辉煌是缘于创新的活力，老态是因为创新的缺失。回溯中国红木家具演进的轨迹，我们不难得出宝贵的启示——创新是不可丢失的灵魂。

一、今世红木家具何必尽古装

作为精致生活中称心的伴侣，红木家具的“天职”就是要让人们在使用的舒适中感受到生活品位的高雅。因而,“注重适用，寓美其中”一向是红木家具创制者们奉行不变的信条。其间也曾出现一些着意收藏升值而摒弃使用功能的“千工”、“万工”新古董，明显已属红木家具的异化，只因个别特例不影响主流，都未引起认真的议论。

然而，在这异化现象日益扩散竟然形成一种趋势的今天，再不开展学术的批评，无疑将会铸成损害中国红木家具发展的大错。综观这几年，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红木家具生产厂家惑于某种复古主张的误导，纷纷偏离正确轨道，把主要精力花在了漠视当代生活使用功能的仿古上，几乎不费设计心智，照着几本画册就仿出了大量明清传统家具复制件。说是复制件，其实成问题：仿古根柢有深浅，复制效果各不同。内中做工上乘的，或许真的可供怀古的人们当做艺术品投资去收藏，只是物以稀为贵，多了升值空间恐有限；而更多等而下之的，则往往走形又失神，甚至看也不中，用也不中，仿佛只是古装戏道具。可惜了材料，也害得今世的主人在家天天演出古装戏给自己看，又何苦！

不惜暴殄天物去光复旧物的情况现在很普遍，以致大凡说及红木家具时，一般人的脑海里浮现的往往就是传统家具古老的形象。而在仿古倡导者的眼里，不仿古反倒成了红木家具中“不伦不类”的另类。于是就有不客气的年轻学子径直在红木家具与传统家具之间画上了等号，认定两者名异而实同，无论新旧，均系落伍于时代的老面孔。

这些年轻学子捧喝式的“红木家具传统落伍”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可能会对眼下的仿古之风起些振聋发聩的作用。不过由此带来的误伤，也不可小觑。且看今日的红木家具市场上诚然充塞了太多的明清传统家具仿制品，毕竟还不是全部。而各地有志于打造新东方红木家具的明智企业家与优秀设计师，也依然中流砥柱一般坚守着“注重适用,寓美其中”的创作理念，不断勉力面向市场推出富有时代色彩的新作。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所有红木家具视为传统老面孔的看法，虽然形成于仿古风盛行的现实，到底不全面，而且对于中国红木家具演进史，看来也缺乏全过程了解。实际上，不同时代的红木家具从来都是那个时代紧跟生活潮流的时尚，当代同样应如此，落伍的只是今天不会创新的仿古。

二、海派红木家具追求生活的时尚

最有资格向“红木家具传统落伍”论提出异议者，应数曾在20世纪上叶之“东方巴黎”留有生活脚印的老上海居民。当年，正是他们那些代表商都新兴市民阶层的父兄辈，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善于吸纳外来的文明，在对生活现代化的热切追求中，联手班门匠师创作出形式多姿多彩、功能完美一新的海派红木家具。以“摩登房间”为代表的时尚红木家具交融中西艺术元素，投合社会生活形态，得到千门万户上海人家的欢迎，不仅在“东方巴黎”掀起了时尚红木文化热，而且引领了中国传统家具现代化变革的潮流，深远的影响一直延展到今天，直至作用于当代《红木》国标的制定：作为进口名贵硬木之通称冠名国标、流行全国的“红木”这个词，居然就是沿袭了那个“摩登时代”老上海居民在时尚红木文化热之中，对于喜用材料笼而统之的俗称。

同样能以自身经历佐证现代红木家具主流紧随生活演进的，还有20世纪下叶的计划经济年代长期在上海、苏州、北京、广州等地的国营工厂从事外销红木家具生产的一大批职工。正是凭借他们巧于设计、精于制作的贡献，才使得外表看似冷却几十年的中国红木家具文化热流暗涌，通过上海口岸为主的出口渠道，在海外华侨集中的经济发达世界开出鲜艳的花朵。这个时期不但有大批经典款式的功能得到与时俱进的改良，而且有许多新海派的创作新品在海外市场取得开发的成功。诸如红木视听柜一类热销产品功能之时尚，远远超出了改革开放之前境内人们的想象。所以，倘使只从中国红木家具演进的角度来看这一段轨迹，那么首要的意义倒不在于为国家换回了多少的外汇，而在于保存了专业队伍，接轨了国际时尚，从而为改革开放以后快速恢复红木家具内销市场、及时满足广大人民对于生活时尚的追求，做好了水到渠成的最充分准备。

三、清式家具洋为中用慕新异

如果说海派家具大致是由商都新兴市民阶层联手班门匠师创新取得的成果，那么清式家具就是由贵族达官富商联手班门匠师创新取得的成果。常有鼓吹仿制清式家具的文章非议海派家具是中西合璧的大杂烩，殊不知中西合璧的开山鼻祖恰恰就是制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国策的清皇室。以清代宫廷家具为代表的清式家具豪华奇丽的风格，集中反映出清皇室对于西方文化那种新异魅力的爱慕与钟情。

开创清代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祖、父、孙三代帝王均富求知、创新的精神，尤以雍正在清式家具发展上的建树更为人称道。我们从康熙的香楠读书炕桌上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化的浓厚兴趣没有停留在自鸣钟一类西洋奇器的表面，而是进入到了钻研西洋科学技术的深层：就在这张炕桌的三拼银板桌面上，细细刻满了他的西方传教士老师要他熟记的一系列有关几何物理、天文历算的数表。炕桌的活络桌面还可以调节承接视线的角度，这在那个年代的家具设计中无疑称得上首创。雍正主导创制的“番花独挺圆面桌”则是清式宫廷家具中西合璧的典范。据清代内务府档案载，“雍正八年十月三十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旨：尔照年希尧进来的番花独挺座方面桌，或黑漆或红漆的做一张，桌面不必做方的，要做圆的，座子中腰安转轴，要推得转。钦此。”这是雍正看中了西洋进口方桌独挺座结构的新异，指示改成中式团圆面，并且忽发奇想，命在番花簇拥的独挺中腰装置转轴，开了后世转盘圆桌之先河。所以有论者认为“番花独挺圆面桌”反映了“雍正个人勇于尝试的胸怀与接受西方新事物的气度”。

乾隆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在他在位的六十个春秋，清代处于鼎盛期，国力强大，府库充盈，工艺美术空前地繁荣。西洋的时兴材物与极致工艺都被运用到圆明园内西洋楼的建筑陈设上，清代宫廷家具也在造型越来越繁复、装饰越来越华丽的中西合璧光辉中发展到顶峰，而“乾隆工”三字则成了后来评判红木家具工艺成就最高的褒奖。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在中国红木家具创新进程中的出色表现，与偏向保守的前明君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细究起来，很可能是刚刚入主中原的马背民族肩上没有几千年历史包袱的重压，也就不易受到传统文化惰性的拖累，既可以“清承明续”，也可以洋为中用，一切任由我取舍，才会如此充满了自信与大气。

四、明式家具创造生活的风雅

尽管明代宫廷内那位熹宗皇帝爱干木工活，明式家具的诞生却完全不是朱明王朝的功劳。史实正好反一反，明式家具的出现乃是江南文人在班门匠师合作下抗争皇权压制、追求心灵乐境的胜利。

这要从明代江南文人的境遇开始说。他们生长在富饶的江南沃土上，地灵人杰，满怀才情，却因曾经支持过朱元璋争天下的对手吴王张士诚，而长期遭受朝廷的抑制。文人们十年寒窗读儒经，希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有几个人能得到真正的重用？即令有幸晋身于君侧，也是动辄得咎，随时都有遭遇廷杖打杀的危险。既然政治险恶，自然弃儒从道直至问禅，生出退隐山林的向往。可是真要退到深山野林去，物质生活就糟了。毕竟都是聪明人，于是想出“市隐”好办法，就在城内择地营建私家小园林，让自身在这块小小的精神绿洲上读书、吟诗、作画，享受一种恬淡闲适的艺术化生活。明代中晚期，江南各地营建私家园林已然形成为风尚，有人把此归结为文人明哲保身的懦弱，其实是错了，因为士庶营建私家园林甚至雕刻建筑家具本为明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所不容，文人们的行为与其说是政治的退避，莫如说是蔑视皇权的抗争。

正是在此背景下，明式家具的创新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他们要用文人美学独有的情趣去指导班门匠师标新立异，采用新进口的南洋硬木精工制造出融合于园林意境的适用家具来，简练，清纯，天趣盎然，含蓄之中显出无边的风雅。这会羡煞俗世的权贵，教他们苦思什么才是生活的真谛。

不知道今日的仿古鼓吹者在明式家具画册前有否想更多？

生活的脚步不会停止，当年前人的创新业已成为今日传统的经典，今日我们的创新同样也将成为子孙后代传统的经典。如果今天沉溺于仿古而不创新，那么我们交到子孙手里的将是一个空空的大圆圈。回溯中国红木家具演进史，我们正像在看着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不同时代的风格变化就像这层层波浪的起伏，唯一不变的就是创新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