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秀可人的文竹家具

“文竹”又称“贴黄”或“翻簧”，其工艺程序是将南竹锯成竹筒，去节去青，留下薄层的竹黄，经过煮、晒、压平后，胶合在木胎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刻饰各种人物、山水、花鸟等纹样。竹黄打磨后呈色如年代久远的象牙,再和乌木、紫檀等深色木料结合使用，更突出了明暗对比分明、花纹显著的特点。其中有一种透雕作法，即在粘贴好的竹黄上，将花纹部分镂空，呈现较深的木质底色，具有剪纸及雕漆般效果，可以说把文竹的做法发展到了极致。清代文人纪晓岚有《咏竹黄箧诗并序》云：“瘦骨碧檀栾，颇识此君面。谁信空洞中，自藏心一片。凭君熨贴平，展出分明看。本自汗青材，裁为几上器。”对文竹器的制作做了一番形象的描述。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位清代文人对文竹器物的喜爱。

文竹器物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种竹刻装饰手法起源于清代初期，成熟于清中期。从现在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文竹器物的制作以福建上杭为较早，《上杭县志?实业志》记载：“三吴制竹器悉汗青，取滑腻而已。杭独衷其共同而矫合之。柔之以药，和之以胶，制为文具玩具诸小品。质似象牙而素过之，素似黄杨而坚泽又过之。乾隆十六年翠华南幸，采备方物入贡，是乾隆时尚精此技，今已不可得矣。”说明至迟在乾隆初年，文竹器物就已在江南一带出现。清人谢堃《金玉琐碎》卷下记载：“孰不知竹性最脆，独嘉善所产，大可翻转其里，雕镂人物，制笔筒、笔瓶诸器，谓之‘翻篁’”。谢氏所谓的“翻篁”即是“文竹”，从谢氏的笔端所及，可以看出谢氏对嘉善一带所产的文竹器物备加推崇。至于清宫之内何时流行这种做法，今已很难查考，以笔者所看到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造办处活计档来看，文竹器物在清宫内的大量出现是在乾隆早年，如乾隆二十四年内务府造办处行文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十四年）闰六月十六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文竹小瓶一对（带鸡翘木座）、文竹昭带一件……。”这可以说是文竹器物在宫内的较早记载，据此可以推断，文竹器物当在乾隆年间以后大量进入宫廷中。

造办处是清代皇宫的御用作坊，隶属于清宫内务府，它是专门负责制造和修缮御用物品的职能机构，因为它直接贴近皇帝的生活，故在清宫内务府下属的各个机构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造办处内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手工艺匠人，乾隆南巡以后有可能从南方地区引进了制作文竹器物的能工巧匠，来到清宫造办处为皇宫制作文竹器物，其中文竹家具在清宫制作的文竹器物中又占有着一定的比例。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经常能看到有关文竹家具的记载：如“乾隆四十七年（记事录）十月初六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等来说太监鄂鲁里交御笔藏经纸字二张，画十二张，传旨在苏州送到文竹插屏幕托贴，钦此。于十月初十日将文竹小插屏二件贴得藏经纸字画呈览。”

“乾隆四十七年（油木做）十一月十一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等来说太监鄂鲁里交文竹包镶大案一张（系慈宁宫），文竹香几二件（俱圆明园）。”

由于文竹家具生产制作的年代相对较晚，其大量盛行当在乾隆以后，故及至今日有相当一部分文竹家具仍完好地保存下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就保存了一批做工精美的文竹家具，它们无一不是精工细作，风采犹在。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件文竹小立柜，此立柜通高56厘米，由立柜及顶柜组成，因为这种形制的立柜多成对组成，故又称为“小四件柜”。柜是我国传统的储物家具，特点是形体高大，可以储藏大件或多件物品。但是这件小立柜却造得格外小巧玲珑，更具有赏心悦目的观赏、陈设效果。顶柜及立柜上均安有可以卸下的立栓，立栓上饰有精美的铜镀金云头拉环，看上去富丽华美；打开柜门，可看到立柜的柜樘内则设有一层稚巧的抽屉，共两具，灵秀可人。小立柜在装饰手法上可谓精工细做，先在木胎的边框棱角处用紫檀木细丝粘贴成边角线，边线内粘贴竹丝或本色黄片。框架中间的板心满贴浅色黄片，再用深色竹簧片镂刻好花纹粘贴上去。紫檀边角在此起到了重笔勾勒的作用，使整体形象更为方正整齐，对比之下，竹丝图案及深色花纹则显得格外纤巧，既惬远观，亦耐近赏。在清宫流传下来的贴黄器物中，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另一件是文竹画案，案高86.5厘米，长194.2厘米，宽82厘米。画案楠木胎，通体包镶竹黄。案面长方平直，下为回纹透空攒牙子，四腿上端与案面连接，支撑着牙条的下部。两侧腿间安罗锅枨，云头形足。此案通体采用竹簧包镶，在大型桌案中较为少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宫家具珍品。（作者系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