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红木家具演进轨迹之随想（下）

中国红木家具曾经生机勃发，数度创造历史的辉煌。

中国红木家具开始耽于仿古，正在凸现背时的老态。

辉煌是缘于创新的活力，老态是因为创新的缺失。回溯中国红木家具演进的轨迹，我们不难得出宝贵的启示——创新是不可丢失的灵魂。

三、清式家具洋为中用慕新异

如果说海派家具大致是由商都新兴市民阶层联手班门匠师创新取得的成果，那么清式家具就是由贵族达官富商联手班门匠师创新取得的成果。常有鼓吹仿制清式家具的文章非议海派家具是中西合璧的大杂烩，殊不知中西合璧的开山鼻祖恰恰就是制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国策的清皇室。以清代宫廷家具为代表的清式家具豪华奇丽的风格，集中反映出清皇室对于西方文化那种新异魅力的爱慕与钟情。

开创清代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祖、父、孙三代帝王均富求知、创新的精神，尤以雍正在清式家具发展上的建树更为人称道。我们从康熙的香楠读书炕桌上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化的浓厚兴趣没有停留在自鸣钟一类西洋奇器的表面，而是进入到了钻研西洋科学技术的深层：就在这张炕桌的三拼银板桌面上，细细刻满了他的西方传教士老师要他熟记的一系列有关几何物理、天文历算的数表。炕桌的活络桌面还可以调节承接视线的角度，这在那个年代的家具设计中无疑称得上首创。雍正主导创制的“番花独挺圆面桌”则是清式宫廷家具中西合璧的典范。据清代内务府档案载，“雍正八年十月三十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旨：尔照年希尧进来的番花独挺座方面桌，或黑漆或红漆的做一张，桌面不必做方的，要做圆的，座子中腰安转轴，要推得转。钦此。”这是雍正看中了西洋进口方桌独挺座结构的新异，指示改成中式团圆面，并且忽发奇想，命在番花簇拥的独挺中腰装置转轴，开了后世转盘圆桌之先河。所以有论者认为“番花独挺圆面桌”反映了“雍正个人勇于尝试的胸怀与接受西方新事物的气度”。

乾隆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在他在位的六十个春秋，清代处于鼎盛期，国力强大，府库充盈，工艺美术空前地繁荣。西洋的时兴材物与极致工艺都被运用到圆明园内西洋楼的建筑陈设上，清代宫廷家具也在造型越来越繁复、装饰越来越华丽的中西合璧光辉中发展到顶峰，而“乾隆工”三字则成了后来评判红木家具工艺成就最高的褒奖。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在中国红木家具创新进程中的出色表现，与偏向保守的前明君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细究起来，很可能是刚刚入主中原的马背民族肩上没有几千年历史包袱的重压，也就不易受到传统文化惰性的拖累，既可以“清承明续”，也可以洋为中用，一切任由我取舍，才会如此充满了自信与大气。

清代紫檀镂花案桌

桌面添围栏，脚下雕兽足，创新中带有西风的气息。遒劲的中国方夔龙与柔美的西番莲穿插交织出又密又透的繁丽，似乎在形象地诠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奥旨。

四、明式家具创造生活的风雅

尽管明代宫廷内那位熹宗皇帝爱干木工活，明式家具的诞生却完全不是朱明王朝的功劳。史实正好反一反，明式家具的出现乃是江南文人在班门匠师合作下抗争皇权压制、追求心灵乐境的胜利。 这要从明代江南文人的境遇开始说。他们生长在富饶的江南沃土上，地灵人杰，满怀才情，却因曾经支持过朱元璋争天下的对手吴王张士诚，而长期遭受朝廷的抑制。文人们十年寒窗读儒经，希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有几个人能得到真正的重用？即令有幸晋身于君侧，也是动辄得咎，随时都有遭遇廷杖打杀的危险。既然政治险恶，自然弃儒从道直至问禅，生出退隐山林的向往。可是真要退到深山野林去，物质生活就糟了。毕竟都是聪明人，于是想出“市隐”好办法，就在城内择地营建私家小园林，让自身在这块小小的精神绿洲上读书、吟诗、作画，享受一种恬淡闲适的艺术化生活。明代中晚期，江南各地营建私家园林已然形成为风尚，有人把此归结为文人明哲保身的懦弱，其实是错了，因为士庶营建私家园林甚至雕刻建筑家具本为明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所不容，文人们的行为与其说是政治的退避，莫如说是蔑视皇权的抗争。

正是在此背景下，明式家具的创新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他们要用文人美学独有的情趣去指导班门匠师标新立异，采用新进口的南洋硬木精工制造出融合于园林意境的适用家具来，简练，清纯，天趣盎然，含蓄之中显出无边的风雅。这会羡煞俗世的权贵，教他们苦思什么才是生活的真谛。

不知道今日的仿古鼓吹者在明式家具画册前有否想更多？

生活的脚步不会停止，当年前人的创新业已成为今日传统的经典，今日我们的创新同样也将成为子孙后代传统的经典。如果今天沉溺于仿古而不创新，那么我们交到子孙手里的将是一个空空的大圆圈。回溯中国红木家具演进史，我们正像在看着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不同时代的风格变化就像这层层波浪的起伏，唯一不变的就是创新的灵魂。

明代黄花梨文椅

这是明代文人美学完整的体现：实用为先，简练为雅，反对漆饰，崇尚自然，空灵之中，妙境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