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番莲纹的洋为中用

中国古老大地，孕育了富有特色的优秀艺术。但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世界范围里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其成长过程中，获取的不仅仅只是本土的营养。从浅显的角度观察，中国佛教艺术就是起因于印度；唐代的三彩陶瓷令人感悟到中亚艺术造型与纹饰的风采；而明式红木家具这一中华古代木器之经典，其图案纹样也曾吸纳了古欧纹饰——“西番莲”的精美。

西番莲

明代中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社会。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就曾七次下西洋。这不仅增加了中外经济的交流，而且也促进了中外艺术的交流。明代以前，我国的硬木家具，多用柞木、榆木、榉木、楠木等材料，随着中外经济交流的增强，热带国家的各种红木原料便源源不断地运入我国内地，紫檀木、酸枝木、黄花梨木等便成为高档家具的主要材料。红木雕刻家具也因此蓬勃地发展起来，并很快成为中国特有的经典家具而风靡于世。

由于明清时期广州特定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于是西方建筑、绘画和雕塑等艺术表现技巧逐步通过广州传入我国，并在许多方面被广泛应用。清代特别是在康熙年间，宫廷中更是大量聘用西洋艺术匠师，著名的圆明园便是中西合璧的典型。诸多西方文化样式中，由明代传入至清代盛行的西方图案——“西番莲纹”尤为著名，并成为广泛地应用于红木雕刻中的典型纹饰。如清紫檀浮雕“西番莲纹扶手椅靠背板”，就体现了这种西洋纹饰的优美。

清 紫檀西番莲纹扶手椅靠背板浮雕

“西番莲纹扶手椅靠背板”将西方的西番莲图案与中国的家具造型密切地结合成一体，既具有清新的创意，又能达到和谐统一。西番莲纹的布局，长短呼应，疏密有致，雕刻细腻圆润，清爽利索，极富有活泼而严谨的装饰趣味。

“西番莲纹”在西方纹样中的特殊地位，就好像是中国的牡丹。“西番莲纹”传入我国以后很快被广泛应用，这不仅是因为“西番莲纹”图案造型优美，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纹样的适应性比牡丹花纹样更强，所以很快被应用于各类红木雕家具。红木雕家具品类丰富，形式多样，常见有杌凳类、椅类、桌案类、床类和屏风类等。每一种类又包含不同的品种，如桌类包括有方桌、条桌、画桌、书桌、月牙桌、棋桌、琴桌、供桌、半桌、炕桌、条案、架几、香几、炕几等，各种不同的款式体现了各种不同的实用功能。“西番莲纹”传入中国后不久，便很快与中国的吉祥题材如蝙蝠、云龙等相结合，和谐地熔化到传统的中国纹饰之中，如著名的紫檀木雕“云蝠番莲纹架几案”等家具，很具有代表性。

红木雕家具注重纹饰，家具的各个构件上均雕刻各种纹样。清代除了家具的背侧及桌、凳面板之外，几乎所有部分都施以木雕，这为“西番莲纹”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如“西番莲云头搭脑扶手椅”，椅子的主要构件搭脑（椅子靠背的最高横梁）、靠背（背靠的部分）、扶手（左右搁手臂的部分）、鹅脖（椅子前腿在椅盘以上延伸与扶手相连的部分）、联帮棍（扶手中部之下与椅盘相接的立柱）等部位，都能见到精细雕刻的“西番莲纹”。

“西番莲纹”在中国的红木小件中也广泛应用。

红木雕中小件雕刻独领风骚。红木适宜精细雕刻，因受材料的限制，工匠们便以巧妙的构思雕刻小件。红木雕小件的艺术特色，体现在各种与文玩配套的架座雕刻上。文玩架座就是托置摆放各种文玩诸如玉器、瓷器、铜器、牙雕的载体。架座红木雕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所载的文玩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在精美的红木架座中，也可以经常见到“西番莲纹”。如“蝌蚪西番莲纹镶黄杨木瓷器座”、“蝌蚪西番莲纹镶黄杨拉撑六角瓷器座”、“云龙西番莲纹磐架”等。纹饰不仅与传统的蝌蚪纹、云龙纹巧妙地交融为一体，而且配以精细的黄杨木镶嵌，使架座更显得精美醒目。

（作者系上海工艺美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工艺美术》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