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红木家具博议(一)

一、海派红木家具是明清家具的延续

简练素雅的明式家具和华贵精致的清式家具各以其一代文化的载体而成为当今人们艺术收藏的热点，传统瑰宝可谓得其所哉。只是有些家具文化的学者目光专注于明清家具，似乎忽略了明清之后还有这样一段重要的史实，即中国家具千年发展历程没有因为前清的消亡而嘎然中断，而是继之以新兴的海派家具登上舞台。海派红木家具不仅风靡于20世纪前叶的上海，而且引领了中国家具变革的潮流，其造就的奇光异彩足以与此前的明清家具相媲美。目前，随着岁月的不息淘洗，作为海派文化组成部分的海派红木家具正在日益突显出艺术的价值，行将成为又一代传统的瑰宝。

二、海派红木家具的源头文脉悠长

上海是一块传统家具文化根底深厚的沃土。它西引长江，东迎大洋，南北邻接素称天堂的苏杭，地利得天独厚。今日上海市的松江区曾在明代作为府治与苏州齐名，因其富庶而获“苏松钱赋半天下”之美誉。苏松两府经济的繁荣引发当地的达官名士竞相修建私家园林，建筑热潮又带动家具业一片兴旺。明代嘉靖年间，光是松江府属下的上海县城内就棋布私家园林数十座，最著名的明代三园为豫园、露香园和日涉园。其中潘允端所建豫园占地超过70亩，当年沪谚遂有“徐一角，潘半城”之语，徐指徐光启。日涉园则由明代造园家张南阳总体设计，内列尔雅堂、素竹堂、来鹤堂、明月亭、殿春轩等三十六景，建筑颇具规模。

文人私家园林建筑对于室内家具的陈设需求，直接推动了红木家具业在苏松地区的高雅化发展，终使长三角一带成为明式家具产生的源头。明人范濂曾在《云间据目钞》记载松江郡治“隆、万以来，纨绔豪奢又以榉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隆、万指明代隆庆、万历朝。云间者，松江之古称。此可作为明代松江红木家具兴隆的佐证。历史进入到清代，苏松地区人气更趋旺盛，市井工商欣欣向荣。乾隆、嘉庆年间，上海城厢小南门甚至出现了家具店肆链接形成的行业一条街。海派红木家具产生之前上海传统家具文脉之深长，于此得见一斑。

三、中西文化交融产生海派红木家具的雏形

上海开埠引发的中西文化大交融带来孕育海派家具的契机。

1841年，大清道光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北，次年便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允许开辟上海为通商口岸。闭关政策结束，外国的领事官员、教会牧师、工商人士纷纷涌入上海租界，西方文化随之渗透到上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城市建筑的风格和日用家具的款式。

登陆上海滩的原装西式白木家具首先为洋务官僚和洋行买办所接受。随后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也开始仿效西方现代生活方式，进一步助长了西式白木家具的流行。于是，英德等国商人干脆在上海设厂，产销西式白木家具。国内瞄准这一商机抢先起步的是宁波籍家具商人乐宗葆。他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创办泰昌木器公司，专门产销西式的白木家具。1888年，以修理英商轮船公司的船用家具起家的毛全泰木器公司则紧步其后，大规模设厂生产西式白木家具，一时沪上西风劲吹。代表中国固有文化而至此深受挤压的上海红木家具业因款式不合时尚而举步维艰。其中有的一度亦步亦趋地用红木为西方的侨民和机构复制西式家具，做起“洋庄”生意来。但是更多的从业者却在惨淡经营中探索新路，以求适应大起变化的市场。他们在清末以吸纳广式风格的改良型红木家具来缩短与西式家具的距离，主要店肆开设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一带）。又在民初受到张园、爱俪园等中西合璧式园林风格的影响，制作出大批中西合璧式的红木家具，让中西两种文化相互包容，共存一体。张园本是洋人格农（Grone）的西式花园，建在静安寺路、慕尔鸣路（今南京西路、茂名北路），清末为无锡人张叔和购下，扩充改造成设施“亦中亦西”的沪上胜地。爱俪园则是英国犹太人哈同（Hadoon）为自己和笃信佛教的中国妻子罗迦陵在静安寺路和长浜（今延安中路）之间兴建的私家花园，1909年落成，占地300亩，景点60余，社会名流、政界要人进出如梭，时称“沪上大观园”。园内陈设中西合璧，一如爱俪园之取名，由男主人欧司·爱·哈同之爱字和女主人罗迦陵俪蕤之俪字两相凑成。中西合璧式红木家具流行较广，至今仍有遗物可寻。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红木家具在海纳百川的变化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海派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