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国家具中的“洋符号”（下）

此外水银镜子进入民国家具，给时尚时髦的女子平添了自我欣赏的平台，大衣柜的垂直高度为笔挺的西装和旗袍提供悬挂的空间，装在外面的水银镜为装扮提供最清晰的影像。像梳妆台，他让女人们安坐在前面，优雅闲适地化妆美容。正因为玻璃和水银镜子的出现，民国时期中产以上的人家聘闺女，陪嫁少不了大衣柜、梳妆台，至今民国海派家具传世量以此为最多。在那时，仅上海市区，大大小小的红木厂商有一百多家，常年制作各种红木家具，这也是民国海派家具独立成为派系的重要依托。

除此之外，彩色玻璃和瓷砖也是民国家具的“洋符号”。二者均为建材，即建筑材料，但都用在了家具上。洋建筑很多用彩色玻璃拼成图案，如民国时期开办天津恒源纱厂的章瑞庭，他的故居客厅有花卉风景彩色玻璃窗，也是观赏的一景。在一些柜、橱和梳妆台的柜门上，装上彩色玻璃，使家具色彩发生变化，同时将视线加以阻隔，不让柜门内的凌乱透显出来，既俏丽活泼又有私密性。再有是瓷砖，瓷砖在民国时期少部分铺地，多用在餐厅或厨房的墙面。民国家具中的茶几、橱柜上用瓷砖，是隔阻油污或置放温度过高器皿的保护层，上面印制的花纹和鲜艳的色彩，使家具自身有了时髦的洋味和实用性。

C、坐具床具外体的舒适性，彻底取代中国明清家具的传统理念，民国坐具大变身

说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从坐具上就有体现。中国在唐代（公元6世纪）以前都是席地盘腿坐或跪坐，从唐以后从西域引进胡床（类似马扎的坐具），才有了后世的椅凳，才有了所谓的垂足坐。而在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的陶盘上，就有一女子坐在高凳上的画面；公元前1790至前1750的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石柱，上面的人物就坐在椅子上，我们的垂足坐比之晚了两千多年。

从坐具上说有两次革命，一是公元6世纪唐代引进高坐具，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坐姿；二是清末民初沙发和洋椅的进入，改变了传统“坐如钟”的直腰状态。

沙发是民国家具颠覆性的信号，它将明清家具的榻、罗汉床、架子床、椅、凳、杌的功能全部集合或部分集合，这种“颠覆”还是一次“柔软的颠覆”。

中国古典家具与人体接触的“面”都是硬梆梆的，而沙发却以柔软的三面包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沿海城市风靡，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在这里需澄清一个概念，我们常把沙发和软椅混为一谈，其实沙发中有软椅之分，凡有腿的称软椅，无腿的叫沙发。沙发软椅进入中国有了很大的改良，首先在材质上，红木、花梨木的进入，打破了柚木洋沙发的一统天下，再加上中国工匠掺入内中的中国式图案，以及中国家具的材质糅杂其中，都打上了民国烙印。曾收有这样一个红木沙发，样式完全符合西式标准，但无一处是“软”的，然而其靠背用了一块有山形的大理石，周边刻上了回字纹。这是民国家具的典型，是中西结合过程中的“怪胎”。

此外椅子是民国家具的一个大项，在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中，其列举的有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四大类43个例子，这基本囊括了明代椅类的大部。然而，当洋风进入中国后，民国家具中椅子的样式多得不可胜数，而且椅子有了三个最明显的“洋符号”，特点一：椅背出现超过100°的向后微倾；特点二：腿爪出现弧度的曲线和装饰性的蹄爪（俗称老虎腿）；特点三：椅面出现皮质软面，与椅子成一体。这些都是民国椅子的洋化特征。

舒适性实用性尤其表现在民国家具的椅凳床方面，按现在的话说很人性化，记得丰子恺先生有文章曾谈过椅子，说椅面上弄出两个凹面，正像人的两扇臀，看着太具象让人觉得心理不舒服。但这也说明工匠们挖空心思使家具更适合人体结构，也是一种西方思维。

民国家具的坐具有一长足的飞跃，不仅引用了沙发软椅等，还加入了东方本土化的内容。沙发自不待言，如今已成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坐具，还有就是转椅、摇椅。转椅通过椅面下的螺旋铁柱可任意改变坐椅的方向，而摇椅由弧形的底盘可使人坐在上面前后摇晃，这都是舒适性能的延展。尤其是海派家具转椅的样式很多，笔者所见不下几十种。

民国家具中的“洋符号”很多，剖析这些洋符号等于有了破译民国家具的密码。掌握这些，一则可以在收藏中不被“伪作”所迷惑，二则在仿作民国家具时可以复归那个时代的气息。总之，民国家具忠实地记录了那一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记录了人们的时尚和审美。目前，随着收藏的升温，也随着现代建筑住房格局越来越接近民国时期的中上层理念，民国风格的家具和真正的民国家具进入实用范畴与藏家视野。相信，继明代家具基本在流通市场隐身，清代家具日见稀缺的情况下，民国家具必将在收藏市场担纲，所以这篇“洋符号”拙文不是无病呻吟的赘语。

作者系《中国技术市场报》社长、著名古典家具研究专家